中国先秦史: 子居：清华简七《晋文公入于晋》解析

清华简七《晋文公入于晋》解析

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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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史网站 2017年7月14日

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中，收有《晋文公入于晋》一篇，据整理者在说明部分介绍：“《晋文公入于晋》凡八简，简长约四十五厘米，宽〇·五厘米。除第一、五简有残缺外，其他基本完整。原简无篇题、序号，当前篇题、简序系据简文内容拟定编排。简文叙述晋文公结束流亡返国之后，整顿内政、董理刑狱、丰洁祭祀、务稼修洫、增设武备，城濮一战而霸，大得河东之诸侯。简文内容与《左传》、《国语》诸书多可印证，论说兵制一节尤为详尽，可补史籍之阙。”[1]由原简照片可见，晋文公的“公”字，是补写在“文”、“自”之间的，推测补写“公”字或是为避免误解“晋文”为晋文侯的缘故。《说苑·政理》有“晋文侯问政于舅犯”节，《说苑·尊贤》有“晋文侯行地登隧”节，或即原文为“晋文”而后误为“晋文侯”之例。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原称“晋文”而不称“文公”，说明该篇内容很可能并非源出晋人之手。晋文公所颁布的四条政命及之后的旗制，多与《周礼》、《管子》、《墨子》等书中的内容有类似内容，而这些先秦文献又多有齐地特征，《晋文公入于晋》中还有“讼狱”、“四封之内”等战国末期词汇，因此不排除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实是成文于战国末期齐地的可能。

【宽式释文】

晋文公自秦入于晋，端委□□，□□□□，□□王母，遍于奴臧，笾醢皆见。明日朝，属邦黎老，命曰：“以孤之旧不得由二三大夫以修晋邦之政，命讼狱拘执释，契债毋有畀，四封之内皆然。”又明日朝，命曰：“以孤之旧不得由二三大夫以修晋邦之祀，命肥刍羊牛、豢犬豕，具黍稷、酒醴以祀，四封之内皆然。”又明日朝，命曰：“为稼穑故，决旧沟、增旧防，四封之内皆然。”又明日朝，命曰：“以吾晋邦之间处仇雠之间，命蒐，修先君之乘，饬车甲，四封之内皆然。”乃作为旗物，为升龙之旗师以进，为降龙之旗师以退，为左【□□□师以左，为右□□□师以右】，为斗龙之旗师以战，为交龙之旗师以舍，为日月之旗师以久，为熊旗大夫出，为豹旗士出，为荛菜之旗侵粮者出。乃为三旗以成至：远旗死，中旗刑，近旗罚。成之以象于郊三，因以大作，元年克原，五年启东道，克曹、五鹿，败楚师于城濮，建卫，成宋，围许，反郑之陴，九年大得河东之诸侯。

【释文解析】

晉文公自秦内（入）於晉，褍（端）

（坐）□□□□□□□□□□〔一〕母〓（母，毋）

（察）於妞（好）妝（臧）

（媥）

（婓）皆見〔二〕。

整理者注：“

，从冃。‘褍

’读为‘端坐’，或读为‘端冕’。”[2]网友紫竹道人在《清华七〈晋文公入于晋〉初读》帖12楼指出：“简1：“晋文公自秦入于晋，端

……（下残）”

，整理者读为‘坐’或‘冕’。从字形上说，如读‘坐’，不知从‘冃’何意？如读‘冕’，不知从‘坐/跪’何意？都不好讲。今按，此字似当分析为从‘冃’、‘跪’声，读为‘委’（‘危’、‘委’音近可通。如视其声符为‘坐’，似可读为‘垂’。‘垂’、‘委’音义皆近）。古书屡见‘端委’，乃一种礼服。《谷梁传·僖公三年》‘阳谷之会，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诸侯’，范宁注：‘委，委貌之冠也。端，玄端之服。……’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委貌，玄冠也。玄冠者，吉冠用黑缯为之，夏曰母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周礼》又谓之冠弁。玄端者，玄冠之服。……（下引陈奂说又有详论，文繁不录）’（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7月）‘委’在此既指冠之一种，其字加‘冃’旁是很自然的，犹上一‘端’字从‘衣’之比。”[3]所说是，据《礼记·玉藻》：“君赐车马，乘以拜赐；衣服，服以拜赐；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国语·周语上》：“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设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既毕，宾飨赠饯如公命侯伯之礼，而加之以宴好。”则未受君赐不得冠冕，故在周襄王赐冕服之前，晋文公不得端冕。因此这个字确当为从“冃”从“危”，读为“委”。

整理者注：“‘母’上一字疑为‘王’字之坏，王母，祖母。盖谓宗亲命妇至于祖辈，不择好恶皆见。

，读为‘媥’，《说文》：‘轻貌。’

，疑从䀁声，《说文》读若‘灰’、‘贿’，试读为‘婓’《说文》：‘丑貌。’”[4]“母”上之字若确如整理者推测为“王”字，则“王母”似当指晋文公之母狐姬。仔细观察原简照片“母”字之下，似仅是断句的短横，而非重文符号，故整理者将其读为“母，毋”恐不确。整理者隶定为“

”的字，网友ee在《清华七〈晋文公入于晋〉初读》帖2楼指出：“所谓的‘

’隶定有误，下从‘刀’……实应隶定为‘辡’，可读为‘辨’或‘别’。”[5]所说是，此字当即“辧”字，此处可读为“遍”[6]。整理者隶定为“妞”的字，原字形作“

”，笔者以为，该字似当隶定为“𡛇”，又见于西周晚期《仲师父鼎》，当即“奴”字，《说文·女部》：“奴、婢，皆古之辠人也。《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辠隶，女子入于舂藁。’从女从又。㚢，古文奴从人。”《集韵》：“侮，古作㚢。”《六书统》：“𠆸，籀文侮。”可见“𠆸”、“㚢”皆当即“奴”字。整理者读为“臧”者，则当训为奴婢，《方言》卷三：“臧，甬，侮，获，奴婢贱称也。荆淮海岱杂齐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齐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获；亡奴谓之臧，亡婢谓之获。皆异方骂奴婢之丑称也。自关而东陈魏宋楚之间保庸谓之甬。秦晋之间骂奴婢曰侮。”

，可以考虑读为笾，指笾人。

，可以考虑读为𥂹，指醢人。《周礼·天官冢宰》：“笾人：奄一人，女笾十人，奚二十人。……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笾人掌四笾之实。……醢人掌四豆之实。”《礼记·内则》：“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可见纳笾、醢多为女子之事，故“

”四字皆从女，当为偏旁同化所致。

昷（明）日朝，逗（屬）邦利（耆）老〔三〕，命曰：「以孤之舊（久）不【一】𣅝（得）䌛（由）弍（二）厽（三）夫〓（大夫）以攸（修）晉邦之政〔四〕，命訟

（獄）敂（拘）執睪（釋）

（折），責母（毋）又（有）

（𢍉）〔五〕，四

（封）之内皆肰（然）。」

整理者注：“利，读为‘耆’。《书·西伯戡黎》之‘黎’，出土文献中多从旨声，与此同例。”[7]网友暮四郎在《清华七〈晋文公入于晋〉初读》帖4楼指出：“利，整理报告读为‘耆’。此字读为‘黎’即可。《国语·吴语》：‘今王播弃黎老，而孩童焉比谋。’《墨子·明鬼下》：‘播弃黎老，贼诛孩子。’”[8]所说是，虽然“耆老”即“黎老”，但从读音角度来说，这里读为“黎老”明显更为适合。整理者提及的《尚书·西伯戡黎》篇，《尚书大传》即作《西伯戡耆》，且文中称“文王出则克耆”，《史记·周本纪》也称“明年败耆国”，可见“出土文献多从旨声”者实为本即当读“耆”的缘故。整理者读“旧”为“久”，然晋文公自年轻时出逃，在外漂泊十九年，从未曾执掌晋国政事，因此“久”字无从谈起，故整理者读“旧”为“久”当不确，“旧”当读原字，训为从前。

整理者注：“䌛，由，《书·盘庚》孔传训为‘用’。”[9]网友暮四郎在《清华七〈晋文公入于晋〉初读》帖39楼指出：“今按：‘由二三大夫’似可与《论语·先进》、《宪问》孔子所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之‘从大夫之后’参看。‘由二三大夫’，即跟从诸位大夫。国君说这样的话，看起来似乎很难接受，但考虑到当时国君与臣下迥异秦以后专制君主与臣下的关系，此类谦辞在内政、外交等场合都很常见，而且晋文公刚返回晋国，对诸臣说话时更要分外客气，不仅仅是辞令而已，这样解释似乎就合理了。”[10]所说是，据《说文·系部》：“䌛，随从也。”此处的“䌛”也当训从。“二三大夫”于先秦传世文献见于《国语·晋语一》、《管子·戒》，出土文献中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也有称“二三大夫”，其他先秦文献则多称“二三子”，《左传·宣公十七年》：“尔从二三子，唯敬。”《国语·晋语八》：“赵文子闻之曰：武从二三子以佐君为诸侯盟主，于今八年矣。”《国语·晋语八》：“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无以从二三子。”皆是自谦而言“从二三子”的辞例。相对而言，不难看出“二三大夫”的出现是较“二三子”为晚的，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恰恰同时有这两种称呼的用例，应该说明《郑武夫人规孺子》正处于“二三大夫”辞例刚出现不久的阶段。

整理者注：“折，训为‘断’。《书·吕刑》：‘非佞折狱，惟良折狱。’

，疑读为‘𢍉’，《说文》：‘举也。’责毋有所举，犹《国语·晋语四》称晋文公‘弃责薄敛’，《左传》成公十八年晋悼公‘施舍已责’，韦昭注：「除宿责也。」”[11]整理者所说“折”字，原隶定为“

”，笔者以为，该字当读为“契”，“契债”当即《管子》轻重诸篇所言“券契之责”。网友厚予在《清华七〈晋文公入于晋〉初读》帖8楼提出：“简2，‘责母（毋）又（有）[甶+贝]’。责，整理者注释引《国语》‘弃责薄敛’、《左传·成公十八年》‘施舍已责’。两处引文‘责’皆当读为‘债’。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薄敛已责’，陆德明《释文》‘责，本或作债’。根据上文简文‘责’应当理解为‘问责’之‘责’，《慧琳音义》引《说文》‘责，求也，问罪也’。‘[甶+贝]’整理者读为‘[甶+廾]’，训为‘举’。今按该字可读为‘畀’，训为‘与’，《说文》‘与，党与’。有，句中语辞。本句可理解为：问罪时要公正不要结党。”笔者以为，读“

”为“畀”或当是，但应训为付与，《说文·丌部》：“畀，相付与之。约在阁上也。从丌甶声。”“契债毋有畀”即免除债务，先秦时往往把免除私人或私家所欠公室债务作为施惠德政中的一项，除整理者提到的《左传·成公十八年》：“晋侯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之外，《左传·成公二年》：“且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赦罪。”《左传·昭公二十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吕氏春秋·慎大》：“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发巨桥之粟，赋鹿台之钱，以示民无私；出拘救罪，分财弃责，以振穷困。”等所说皆是其例，而且《吕氏春秋·慎大》的“出拘救罪”、《左传·成公二年》的“赦罪”、《左传·成公十八年》的“宥罪戾”也正可对应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的“讼狱拘执释遣”，将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与《吕氏春秋·原乱》：“文公施舍，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用民以时，败荆人于城濮，定襄王，释宋，出谷戍，外内皆服，而后晋乱止。”及前引《左传·成公十八年》内容相比较，也不难看出相互之间的关系。

“讼狱（狱讼）”一词，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辞例皆未见有早于战国后期者。“四封之内”的辞例，在传世文献中则皆不早于战国末期。因此，这应当说明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的成文时间很可能也不早于战国末期。

或昷（明）日朝，命曰：「以孤之舊（久）不𣅝（得）䌛（由）弍（二）厽（三）夫〓（大夫）以攸（修）晉邦之祀，命肥蒭羊牛、豢犬豕〔六〕，具

（黍）稷醴〓（酒醴）以祀，四

（封）之内皆肰（然）。」

整理者注：“《孟子·告子上》：‘犹刍豢之悦我口’，《韵会》：‘羊曰刍，犬曰豢，皆以所食得名。’刍谓草食，豢谓以谷圈养。”[12]整理者所言“豢谓以谷圈养”当本自《说文·豕部》：“豢，以谷圈养豕也。”但当所指包括犬时，说“圈养”就不是很准确了。《说文·牛部》：“犓，以刍莝养圈牛也……《春秋国语》曰：‘犓豢几何？’”今本《国语·楚语下》作“刍豢”，韦昭注：“草养曰刍，谷养曰豢。”《礼记·月令》：“案刍豢，瞻肥瘠。” 郑注：“养牛羊曰刍，犬豕曰豢。”孔疏：“食草曰刍，食谷曰豢。”故刍豢并称时仅是以所食为别，与是否“圈养”无关。另外，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宗庙曰刍豢，山川曰牺牷。”《吕氏春秋·季冬纪》：“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可见狭义上称刍豢是指用于宗庙之祀。

《墨子·天志上》：“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而“粢盛”据《公羊传·桓公十四年》何休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因此《天志上》所述在词句上、内容上皆与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此节颇为相似，这应当说明二者的成文时间与地点很可能皆相去不远。

或昷（明）日朝，命曰：「爲

（稼）

（嗇），古（故）命

（瀹）舊【三】泃（溝）、增舊芳（防）〔七〕，四

（封）之内皆肰（然）。」

整理者注：“

，《说文》‘啬’字古文。

，从潮省声，读为‘瀹’。《孟子·滕文公上》‘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赵岐注：‘瀹，治也。’”[13]网友悦园在《清华七〈晋文公入于晋〉初读》帖14楼中指出：“简3‘为稼穑，故命……’，当断作‘为稼穑故，命……’。”[14]所说是。

疑即㳉字，读为决，训为疏导，《说文·水部》：“决，行流也。”《山海经·大荒北经》：“先除水道，决通沟渎。”《管子·立政》：“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开元占经》卷五十八引《春秋图》曰：“辰星若以立秋后七十二日得壬子入太微，朝见，当此之时，阴气隆盛，阳气潜藏。不欲穿池、决沟渠。犯之，冬雷。”沟、防皆为田间设施，《周礼·地官·稻人》：“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以涉扬其芟作田。”《国语·晋语四》晋文公返国即位后的举措中也有“懋穑”一项，可与本节对应。

或昷（明）日朝，命曰：「以

（吾）晉邦之

（間）凥（處）

（仇）

（讎）之

（間），命

（蒐）攸（修）先君之

（乘）貣（式）車

（甲）〔八〕，四

（封）之内【四】皆肰（然）。」

整理者注：“‘

’字又见

季

车盘、匜（《集成》一〇一〇九、一〇二三四），

季宿车盆（《集成》一〇三三七）对应文字作‘宿’。《金文编》以为‘从宀、蒐声’，是。蒐，《尔雅·释诂》：‘聚也。’《左传》宣公十四年‘蒐焉而还’，杜预注：‘蒐，简阅车马。’”[15]整理者将“蒐修”连读，笔者则以为当在“蒐”后断句，《左传·宣公十四年》：“晋侯伐郑，为邲故也。告于诸侯，蒐焉而还。”杜预注：“蒐，简阅车马。”网友ee在《清华七〈晋文公入于晋〉初读》帖3楼提出：“《晋文公入于晋》简4：‘命蒐修先君之乘，貣车甲’，所谓的‘貣’其实从‘戈’，不过考虑到楚文字‘戈’、‘弋’常讹混的情况，它确有可能即‘貣’。此字从‘弋’声，读为‘饰’或‘饬’。典籍常有‘饰（或饬）车’、‘饰（或饬）甲’之语，如《诅楚文》‘饰甲底兵’、《战国策·赵策二》‘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又《汉书·枚乘传》‘梁王饬车骑’、《春秋繁露·治水五行》‘饬甲兵’，又所以《晋文公入于晋》相关字读为‘饰（或饬）车甲’是可以的。”[16]所说是，饬训整治，《国语·吴语》：“晋师大骇不出，周军饬垒。”韦昭注：“饬，治也。”《周易·杂卦》：“蛊则饬也。” 韩康伯注：“饬，整治也。”饬车甲，《汉书·韩延寿传》：“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元代许谦《读论语丛说·子贡问政章》：“比什伍，饬车甲，时简教，则兵足。”皆是其辞例。

乃乍（作）爲

（旗）勿（物）〔九〕，爲陞（升）龍之

（旗）

（師）以進，爲降龍之

（旗）

（師）以退〔一〇〕，

整理者注：“‘旗物’为诸旗统称，《周礼·大司马》‘辨旗物之用’，《周礼·乡师》四时之田‘以司徒之大旗致众庶，而陈之以旗物’，《周礼·巾车》‘掌公车之政令，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周礼·司常》‘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周礼·司常》九旗：‘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孙诒让据金榜《礼笺》说，以为‘通帛为旜，杂帛为物’、‘全羽为旞，析羽为旌’系诸旗通制，‘日月为常’色纁，象中黄，‘交龙为旂’色青，‘熊虎为旗’色白，‘鸟隼为旟’色赤，‘龟蛇为旐’色黑，各象五方之色。‘通帛为旜，杂帛为物’，通帛谓縿斿一色，纯色，故尊于杂帛。”[17]相对于《周礼》所述，实际上《尔雅·释天》：“素锦绸杠，纁帛縿，素升龙于縿，练旒九，饰以组，维以缕。缁广充幅，长寻曰旐，继旐曰旆，注旄首曰旌，有铃曰旂，错革鸟曰旟，因章曰旃。”更接近先秦旗帜的原貌。比较之下，不难看出《周礼》九旗已是有所虚构并整齐化的结果，整理者再引孙诒让据金榜《礼笺》说“各象五方之色”，只能是失之更远，由《国语·吴语》：“万人以为方阵，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陈而立。左军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即不难知“各象五方之色”甚误。

先秦传世文献中，“旗物”一词仅见于《周礼》及《管子·幼官》，或可推测这是齐地词汇，故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很可能是成文于齐文化区而非三晋文化区。

古代以旗帜别各部所属，作战的通例是以金鼓明进退，鸣鼓则进、鸣金则退，战时也有旗进则进、旗退则退、麾左则左，麾右则右的情况，由此不难知道，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所述旗制当是为行师之制而非交战之制，在此则是蒐的过程中所用旗制，是以与对战时以金鼓明进退有别。

整理者注：“郑玄注‘交龙为旂’，以为‘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谓二龙一升一降。”[18]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下文明确说“为交龙之旗师以舍”，所以本节的升龙之旗、降龙之旗应该都不是指画两龙于一旗的“交龙为旂”，而只是旗上单绘升龙或降龙。《仪礼·觐礼》：“天子乘龙，载大旆，象日月、升龙、降龙。” 贾疏：“《传》曰：‘天子升龙，诸侯降龙。’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僣上，则天子升降俱有，诸侯直有降龙而已。”以《觐礼》论，则天子可用的有日月之旗、升龙之旗、降龙之旗，《传》文强别升龙、降龙恐不确。郑玄注所说“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则是执着于“交龙为旂”故言“诸侯画交龙”，实则显然诸侯之旂上绘升龙、降龙、交龙皆可。绘有龙首在上、龙尾在下的升龙之旗寓意于进，故为上朝、出师之旗，绘有龙首在下、龙尾在上的降龙之旗寓意于退，故为下朝、归师之旗。据《穆天子传》卷六：“鸟以建鼓，兽以建钟，龙以建旗。”可见在中原文化中，旗上绘龙本即是常态。

爲

（左）□□□□□□□□□□□□□□□□□【五】

　　旗帜上的章无法区别左右，因此本节的“为左□□□”很可能所述并非旗章。作战时指挥向左、向右可见于上博简《陈公治兵》：“钲以左，錞于以右，金铎以坐，木铎以起，鼓以进之，鼙以止之。”《吴子·应变》：“凡战之法，昼以旌旗旛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尉缭子·兵教上》：“伍长教其四人，以板为鼓，以瓦为金，以竿为旗。击鼓而进，低旗则趋，击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击而坐。”但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这部分内容所说是行师旗制，故与作战时的指挥方法也许有所不同。

爲

（角）龍之

（旗）

（師）以

（戰），爲交龍之

（旗）

（師）以豫，爲日月之

（旗）

（師）以舊（久）〔一一〕，

整理者注：“

，读为‘角’或‘遘’，当是画二龙遘遇角斗。交龙详上注。豫，《易·系辞》以为‘重门击柝，以待暴客’，韩康伯注：‘取其备豫。’日月，《周礼·司常》以为大常所画。”[19]旗章上的龙是否有角显然不是易于辨识的，由出土文物也可以看到，绘无角之龙的情况极少见，多数都可以明确为有角之龙，这样一来，“角龙之旗”未免难以解释，故笔者认为，

当读为斗，斗龙之旗，当即图案为二龙相搏的旗帜。

《清华七整理报告补正》：“石小力：‘豫’，整理者如字读，训为预备。今按，豫可读为舍，训为止息。楚简‘豫’字多读为‘舍’，如《上博四·曹沫之阵》18-19：‘臣之闻之：不和18于邦，不可以出豫（舍）。不和于豫（舍），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战。’军队住宿一夜为舍。《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引申可指军队休息，《汉书·韩信传》‘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颜师古注：‘舍，息也。’《管子·兵法》：‘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偃兵’即‘师以舍’。”[20]所说是，豫当读为舍，“交龙之旗”的图案为二龙相错，一升一降，布局类似于太极图，故“为交龙之旗师以舍”即寓意“交和而舍”，《孙子兵法·军争》：“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

《周礼·司常》虽然称“王建大常”，但绘有日月的旗帜实际上并非只有王者可用，曾侯乙墓竹简即列有“紫羽之常”，《诗经·小雅·六月》：“四牡骙骙，载是常服。”毛传：“日月为常。服，戎服也。” 《国语·吴语》：“十旌一将军，载常建鼓，挟经秉枹。”《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符子》曰：“黄帝将适昆虞之丘，中路逢容成子，乘翠华之盖，建日月之旗，骖紫虬，御双鸟。”皆可见日月之旗并非只限王者使用。“日月为常”，而典籍中“常”字又往往训久，《文选·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注引司马彪《庄子注》曰：“常，久也。”因此日月之旗可寓意师将久留。

爲熊

（旗）夫=（大夫）出，爲䶂（豹）

（旗）士出，爲堯

（採）之

（旗）

（侵）糧者【六】出〔一二〕。

整理者注：“熊、豹对应《周礼·司常》‘熊虎为旗’，与《周礼·大司马》、《司常》所载职级相合。尧采之旗，军出有刈草采薪之事，《左传》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过郑‘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蓺，不抽屋，不强匄’。《左传》昭公十三年诸侯治兵于邾南，次于卫地，晋叔鲋求货于卫‘淫刍荛者’。”[21]整理者所说“熊、豹对应《周礼·司常》‘熊虎为旗’，与《周礼·大司马》、《司常》所载职级相合。”与《周礼》所记实际上并不相合，《周礼》中虎、豹有别，《大司马》与《司常》所记各等级的旗物虽然相似，但也仍是有差异的，《大司马》言“王载大常，诸侯载旂，军吏载旗，师都载旜，乡遂载物，郊野戴旐，百官载旟。”《司常》则称“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帅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虽然之后有郑玄等诸家注疏解说颇为之弥缝，但只要承认《周礼》虽然有现实基础但并非实录，也不是出自一手，弥缝之说自然也就完全不必了。《说文·㫃部》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罚星，士卒以为期。从㫃其聲。《周禮》曰：‘率都建旗。’”《释名·释兵》：“熊虎为旗，军将所建，象其猛如虎，与众期其下也。”可见军将载旗，旗章为猛兽，而军将身份等级非一，王者可以诸侯为军将，诸侯可以卿大夫为军将，故旗章也非一。据《周礼·天官·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郑玄注：“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诸侯之大射：熊侯，诸侯所自射；豹侯，群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故以等级分析，则虎章对应诸侯、熊章对应卿大夫、豹章对应士、麋章对应庶人。因此，“熊虎为旗”中的虎章之旗是诸侯为军将的旗帜，熊章之旗是大夫为军将的旗帜。相应的，豹章之旗当是士为军将的旗帜，所以有“为熊旗大夫出，为豹旗士出”。这个序列还可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伯仲叔季分别为虎熊豹狸,《山海经》也常称四鸟为朱虎熊罴，又或作豹虎熊罴，是朱即豹，故可知《左传·文公十八年》之“狸”、《周礼·天官·司裘》之“麋”、《山海经》四鸟之“罴”实为一音之转，有着共同的观念来源。而由于“罴”本指棕熊，“狸”又别称貔貅[22]，故典籍中言及猛兽往往交错称及，如《尚书·牧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诗经·大雅·韩奕》：“有熊有罴，有猫有虎。……献其貔皮，赤豹黄罴。”《逸周书·周祝》：“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为可服？”《礼记·曲礼》：“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大戴礼记·五帝德》：“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

网友明珍在《清华七〈晋文公入于晋〉初读》帖27楼指出：“

，艸下从史，原考释隶作艸事，不确。”[23]所说是，整理者隶定为

的字当隶定为

，读为菜。《说文·艸部》：“荛，薪也。”故荛菜即薪菜，《管子·轻重甲》：“桓公问于管子曰：今倳戟十万，薪菜之靡，日虚十里之衍。”《管子·五辅》：“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皆是薪菜辞例。

乃爲三

（旗）以成至：遠

（旗）死，中

（旗）荆（刑），忻（近）

（旗）罰〔一三〕。成之以象于蒿（郊）三〔一四〕，

整理者注：“‘至’谓以期至。《周礼·族师》：‘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旗物帅而至，掌其治令、戒四禁、刑罚。’”[24]整理者所说“‘至’谓以期至”不确，这里的三旗成至，对应《周礼》的三表，只不过《周礼》的表在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中以旗替换。《周礼·夏官·大司马》：“虞人莱所田之野，为表，百步则一，为三表，又五十步为一表。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后至者。”其过程为，在训练的当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司马在第四表与第三表的中间树立所部之旗，因为第四表与第三表之间为五十步，因此旗立于距两表各二十五步处，两表之间为至，群吏带着属民在天亮前必须赶到第三表与第四表之间。到天亮的时候，就收起旗子，处罚没有赶到的人。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的“近旗罚”当即对应第三表至第二表之间，“中旗刑”对应第二表至第一表之间，“远旗死”对应第一表之外。

整理者注：“象，《周礼·司常》：‘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帅〕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而该字字形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殷高宗问于三寿》之‘象’字有别，或可释为‘兔’，‘逸’字省形，训为‘纵’。三，疑指晋文公四年搜于被庐，五年作三行以御狄及八年搜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25]本节所说的“象”，当是指三旗上的象，即远旗之象绘表示死亡的图案，中旗之象绘表示刑戮的图案，近旗之象绘表示罚赎的图案，因为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是蒐于郊，所以“象于郊”。整理者所说“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殷高宗问于三寿》之‘象’字有别”的“象”，还见于清华简《子仪》篇简十四，清华简《子仪》篇的整理者原释为兔，笔者在《清华简〈子仪〉解析》[26]一文中已指出当释为“象”，此处的“象”字与彼处全同，比较两处的句子上下文，不难知道当以释“象”为是。

整理者说“疑指晋文公四年蒐于被庐，五年作三行以御狄及八年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恐不确，由下文“因以大作。元年克原，五年启东道”可见，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此处所言的蒐，必是晋文公元年事，整理者误解了“成之以象”从而连带导致将“于郊三”理解为“晋文公四年蒐于被庐，五年作三行以御狄及八年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算作蒐了三次，明显与简文不合。

因以大乍（作）。元年克葲（原）〔一五〕，五年啟東道，克曹、五

（鹿），【七】敗楚

（師）於

（城）僕（濮），

（建）

（衛），成宋，回（圍）

（許），反奠（鄭）之𠩲（陴）〔一六〕，

“大作”即兴作大事，通常都是指军政大事，此处所指即下文诸事。

整理者注：“‘葲’字又见于郭店简《性自命出》简四七。《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重耳入晋，是年叔带与狄人作乱，周襄王出居于郑。明年为晋文公二年，晋师纳王，杀叔带，襄王与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27]《左传》、《国语》皆记“克原”在晋文公二年而非“元年”，而且前后事件过程脉络清晰，克五鹿实际上也是在克曹之前，由此即可见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的作者实际上对晋文公的事迹了解得并不很清楚，只是在行文时借晋文公其名其事而已。

整理者注：“‘反’训为颠覆，详李守奎《据清华简〈系年〉‘克反商邑’释读小臣单觯中的‘反’与包山简中的‘钣’》（《简帛》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第一二九～一三六页）。陴，《国语·晋语四》‘反其陴’，韦昭注：‘城上女垣。’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五年春，晋师东伐曹而假道于卫，卫人弗许，晋师遂西还，由南河济，地在河南淇县南之棘津。正月戊申，取卫之五鹿，棘津至五鹿纵贯卫地，即《商君书·赏刑》、《吕氏春秋·简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谓‘东卫之亩’。又向东南伐曹，二月与齐侯盟于敛盂。晋师围曹，三月丙午入曹，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絶于楚，晋师向北退避三舍。四月己巳与楚子玉战于卫之城濮。晋师三日馆榖，癸酉还师，甲午至于郑之衡雍，作王宫于践土。五月丙午，晋、郑盟于衡雍。六月，复卫侯。冬，会于温。十月丁丑率诸侯围许。据简文则成宋在六月复卫之后，《国语·晋语四》等书所载「伐郑，」事又在十月丁丑围许之后。《史记》以此伐郑为晋文公七年之秦、晋围郑，非是。《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言‘文公见民之可战也，于是遂兴兵伐原，克之。伐卫，东其亩，取五鹿。攻阳。胜虢。伐曹。南围郑，反之陴。罢宋围。还与荆人战城濮，大败荆人。返为践土之盟，遂成衡雍之义。一举而八有功’。‘攻阳’、‘胜虢’误涉晋献公事，其余与简文相似。”[28]笔者以为，整理者所说“棘津至五鹿纵贯卫地，即《商君书·赏刑》、《吕氏春秋·简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谓‘东卫之亩’。又向东南伐曹”、“据简文则成宋在六月复卫之后，《国语·晋语四》等书所载‘伐郑，反其陴’事又在十月丁丑围许之后。《史记》以此伐郑为晋文公七年之秦、晋围郑，非是。”、“‘攻阳’、‘胜虢’误涉晋献公事”皆不确，据《吕氏春秋·简选》：“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锐卒千人，先以接敌，诸侯莫之能难，反郑之埤，东卫之亩，尊天子于衡雍。”高诱注：“反，覆，覆郑城埤而取之。使卫耕者皆东亩，以遂晋兵也。”可见“东卫之亩”与“棘津”、“五鹿”无关，五鹿在曹北，因此整理者说“又向东南伐曹”也不正确。由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上文“元年克原，五年启东道，克曹、五鹿”可以看出，《晋文公入于晋》的作者关于所写相关诸事件的时间认识比较模糊，对照其它先秦典籍不难知道，克原并不是在晋文公元年，克五鹿也不是在克曹之后，此点前文已言，故整理者据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行文顺序推测“成宋在六月复卫之后，《国语·晋语四》等书所载‘伐郑，反其陴’事又在十月丁丑围许之后。《史记》以此伐郑为晋文公七年之秦、晋围郑，非是。”自然也理据不足，据《说苑·敬慎》：“文公于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汤武之心，作而忘其众，一年三用师，且弗休息。遂进而围许，兵亟弊不能服，罢诸侯而归。”可见彼时围许尚且无成，之后又如何能“伐郑，反其陴”？《左传·僖公二十九年》：“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也。”《左传·僖公三十年》：“春，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若依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整理者所言，那么僖公二十九年的“谋伐郑”、僖公三十年春的“观其可攻与否”岂不就成了叠床架屋之举？由此可见，《史记》实为不误。《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言“攻阳、胜虢”更非误涉晋献公事。清代顾广圻在《韩非子识误》卷中曾认为“阳，当即阳繁。”所说当亦不确，《韩非子》列“攻阳、胜虢”在“取五鹿”与“伐曹”之间，今山东东平县以北偏西，有阳州（见《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定公八年》）及阳谷（见《春秋》僖公三年、僖公十一年、文公十六年、宣公十八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哀公二十一年），《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说“攻阳”当即指此地。《新序·杂事四》：“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四：“聊城县……郭城：《隋图经》云：郭城，即亡国郭氏之墟。”此郭氏当即《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胜虢”之虢，二地皆去《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围缗。公以楚师伐齐，取谷。”清华简《系年·第七章》：“楚成王率诸侯以围宋伐齐，戍谷”的谷地不远，《国语·晋语四》和《吕氏春秋·原乱》都记有晋文公此行曾“出谷戍”，比较《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对应的当正是“攻阳、胜虢”事，因此或可推测，晋文公“攻阳、胜虢”就是解除“戍谷”制约的两个步骤。笔者在《清华简《系年》5～7章解析》中已提到：“重耳所过的五鹿，当在今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沙窝庙村一带”[29]，并在《清华简释读涉及到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浅议》[30]一文中对五鹿之地有专章的申述，将此内容与晋文公“攻阳、胜虢”在东平、聊城，楚与鲁“戍谷”在东阿对照，即可以补充出晋文公在攻下五鹿后的军事行动过程。

九年大𣅝（得）河東之者（諸）侯〔一七〕。【八】

整理者注：“《春秋》鲁僖公三十二年为晋文公九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31]这本节的河东明显指的是《周礼》所说“河东曰兖州”地区，而与春秋时秦、晋以河东指山西西南地区不同，因此是战国时以黄河下游以东为河东的齐、赵文化特征。

此节所言“大得河东之诸侯”者，实际上也有其他不同说法，如《说苑·敬慎》：“大功之效，在于用贤积道，浸章浸明；衰灭之过，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晋文公是其效也。晋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飨国，飨国之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强楚主会，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郑。文公于是悯中国之微，任咎犯、先轸、阳处父，畜爱百姓，厉养戎士，四年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卫，执曹伯，还败强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听，天下旷然平定，周室尊显，故曰大功之效，在于用贤积道，浸章浸明，文公于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汤武之心，作而忘其众，一年三用师，且弗休息。遂进而围许，兵亟弊不能服，罢诸侯而归，自此而怠政事，为狄泉之盟，不亲至，信衰谊缺，如罗不补，威武诎折不信，则诸侯不朝，郑遂叛，夷狄内侵，卫迁于商丘。故曰：衰灭之过，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即以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失政诎威、诸侯不朝为说。《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丁丑，诸侯围许。”杜注：“十月十五日，有日无月。”《左传》未记围许的结果，由《说苑·敬慎》可见，实未能服许。狄泉之盟指晋文公六年盟于翟泉事，《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杜注：“翟泉，今洛阳城内大仓西南池水也。鲁侯讳盟天子大夫，诸侯大夫又违礼盟公侯，王子虎违礼下盟，故不言公会，又皆称人。”《左传·僖公二十九年》：“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也。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可见自城濮之胜后，对晋文公就有负面评价了，所谓“不亲至”即是指晋侯只派上军佐狐偃与盟而不亲自赴会。之后，《左传·僖公三十年》：“春，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狄间晋之有郑虞也。夏，狄侵齐。晋侯使医衍酖卫侯。”是再积怨于郑、卫，《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秋，晋搜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赵衰为卿。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说明晋国全力扩充军备也仅能御狄而已，不难知道此时河东之地以狄为最强。晋文公于外既不能救齐，又不能拯卫，于内又亲信赵衰及赵衰的死党郤缺，为晋国遗患甚深。因此，所谓“大得河东之诸侯”只是一种场面话，实际情况则是晋文公晚年政衰，对河东之地的政局无能为力。

[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第100页说明，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4月。

[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第101页注〔一〕，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