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尹至》解析
子居
内容简介：通过对清华简《尹至》篇中的文字进行逐句的梳理分析，并由“自西残西邑，戡其有夏”等内容联系传世文献中的若干相关记载，重新分析了夏末时期夏桀与成汤所居之地以及夏商冲突中若干不曾被注意的细节，为考古学中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认识角度。且对《尹至》篇成文时间、地域及文化特征作初步探索。
关键词：夏桀 成汤 伊尹 亳 偃师商城 郑州商城
《尹至》释文
惟尹自夏徂亳，禄至在汤。汤曰：“格，汝其有吉，志。”尹曰：“后，我来廷，今旬旬，余微。其有夏，众□吉好；其有后，厥志其仓，宠二玉，弗虞其有众。民沇曰：‘余及汝皆亡。’惟灾虐德暴，重亡。典夏有祥，在西在东，见章于天。其有民率曰：‘惟我速祸。’咸曰：‘害今东祥不章？今其如台？’”汤曰：“汝告我夏䚈，率若时？”尹曰：“若时。”汤盟誓及尹，兹乃柔，大萦。汤往征，弗宥；挚度挚德，不僭。自西残西邑，戡其有夏。夏播民入于水，曰：“战。帝曰：一勿遗。”
《尹至》解析
惟尹自夏徂亳，禄至在汤。
尹即伊尹，居于偃师东南部伊洛河南岸的有莘之野[①]，《孟子·万章上》：“伊尹耕于有莘之野。”
句中“尹”字与“自”字，具有春秋后期特征，“夏”字为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字形，“徂”字写法具有《书》系特征，相关分析皆可见笔者《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一文[②]。此段内容即对应于《吕氏春秋·慎大》篇中“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句。
邹衡先生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中指出夏桀所都斟鄩当在偃师二里头地区[③]，成汤所居的亳在郑州商城[④]。笔者在《清华简〈楚居〉解析》一文中则提到：“‘同宫之北’的‘同宫’，即伊尹放太甲之桐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杜预注：‘太甲汤孙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宫，三年改悔而复之。’《孟子·万章》：‘大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史记·殷本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正义》引《晋太康地记》：‘尸乡南有亳坂，东有城，太甲放处也。’邹衡先生在《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一文中指出即今河南偃师的商城遗址。”由此亦不难推知，清华简《尹至》篇所言之“亳”，自非郑州商城莫属。
商人自帝喾至成汤皆居河洛地区，至上甲微时得以有征伐之师，于是始与夏人争胜于中原，其后巩义、洛阳、登封之间即成为相争之地，此点自无需多论。延至夏代末期，关于夏桀及成汤具体所居之地，尚可由其周边国族及相关人物、事件的地理位置圈定，下面即列举一些。
与夏桀、顾国之君一同拒汤的韦，即豕韦，是夏商时期甚显赫的国族[⑤]，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可知夏末时与桀共拒成汤的韦，实指刘累之后，其地在今河南偃师缑氏镇南[⑥]，与“桀与韦、顾之君等拒汤于莘之墟”的记载正合。
另一个汤伐桀事件中的著名国族，则是昆吾，《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据邹衡先生考证，“旧许”在今河南新密、新郑附近[⑦]。可见昆吾所居，与偃师夏都、郑州汤亳成三角之势。
《国语·晋语一》：“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有施氏即有易氏，其所居之地，即今洛阳、孟津、巩义、偃师之间的北邙山地区[⑩]。
据《墨子·贵义》：“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
：‘君将何之？’汤曰 ：‘将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 ：‘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若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矣。’汤曰 ：‘非女所知也。今有药此，食之则耳加聪，目加明，则吾必说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也。而子不欲我见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可知费昌之前，成汤未见伊尹时，御者有彭氏之子，这一点正与《国语·郑语》的“大彭、豕韦为商伯”相合，而彭氏之地在郑州市以北的河滨[11]。
《史记·殷本纪》载：“桀败于有娀之虚。”有娀之虚，即是指嵩山北部、伊洛河之南的巩义市南部地区，紧邻于前文中的“莘之野”[12]。
敦煌写卷伯3454号录有《六韬·距谏》文：“桀之时人，瞿山之地水起。桀当十月凿山陵，通之于河。民有谏者死。冬凿地穿山，通之于河，是发天之阴，泄地之气，天子失道，后必有败。桀以为妖言而煞之。岑山之民相谓：‘是自其命也。’后三年，瞿山崩，及为大泽，水深九尺。”（“瞿山”《太平御览》卷二七、七二引《太公金匮》作“芩山”，当是）此临河的岑山故地，后又名崟原丘，在今巩义市西北[13]。
《庄子·让王》：“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瞀光而谋，瞀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乃自投椆水而死。汤又让瞀光……瞀光辞……乃负石而自沈于庐水。”（《吕氏春秋·离俗》记有类似故事，而记“瞀光”为“务光”，二水分别为“颍水”和“募水”）椆水在颖川[14]，故亦可记为颖水，颖水发源于河南登封，正在偃师之南，庐水则在偃师之北[15]。《庄子·外物》又载：“汤与务光，务光怒之；纪他闻之，帅弟子而踆于窾水。”窾水在今河南宜阳[16]，卞随与务光所沉、纪他所徙，皆在偃师周边，成汤在未伐夏桀之时既然能得卞随、务光而问，则所居自是距偃师不能甚远。
在考古学领域，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之争，久为人知，今清华简诸篇内容所记，则为此提供了春秋战国时期较早的相关材料，此点当颇值得重视。关于亳地之争，笔者认为，回顾有关夏代的史料可以看出，在夏代晚期，夏帝的活动范围实际上已经西退至洛阳以西[17]，将夏商世系略作比较即不难看出，这段时间正是上甲微假师于河伯大胜有易氏之后商人在河洛地区的扩张时期，故可推知夏后氏的西退是迫于商人扩张压力的缘故，夏后氏是直至帝桀时期才复夺回洛阳以东地区控制权的[18]。关于夏桀袭取斟鄩之事，《楚辞·天问》中犹有记载，即“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部分，笔者认为，此段内容大致可理解为“汤曾谋求有易氏的军队以抵御夏桀，是用什么厚赂来达成的呢[19]？在斟鄩把船都弄翻了，又是用的什么办法呢？夏桀征伐蒙山，获得了什么？妹嬉何以能显达纵恣，成汤为什么会被流放呢？”前文已证有施氏所居即在偃师西部的施谷及北邙山地区，由此可知，桀伐蒙山（邙山）得有施氏之女与袭得斟鄩是同一次军事行动。《楚辞·天问》中“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一段亦记述了成汤早年居偃师时东巡[20]，娶于有莘，得伊尹及此后被夏桀所囚，然后被释放后又讨伐帝桀的故事。夏桀既能得成汤而囚之，则彼时偃师已成夏桀之地，可推而知。成汤既于此前东巡至有莘，那么，此前的偃师自然当是成汤所居。盖夏桀夺回洛阳以东地区后，即将成汤东封（逐）至赞茅[21]。此后，成汤励精图治，扩地至郑州后西征，伐灭夏桀。故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之争，可以理解为考古学领域将偃师视为夏文化中心地带，从而忽略了文献所记夏后氏晚期曾经西退，至夏桀时又复夺此地的情况[22]。
“禄至在汤”句，笔者在《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一文中曾言“禄，从夕从彔，又见于上博《曹沫》篇，皆用为‘禄’字。此是言汤至禄于伊尹。《诗经·小雅·瞻彼洛矣》：‘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郑玄笺：‘爵命为福，赏赐为禄。’《国语·晋语九》：‘伯乐与尹铎有怨，以其赏如伯乐氏。曰：子免吾死，敢不归禄。辞曰：吾为主图，非为子也。怨若怨焉。’韦昭注：‘禄，所得赏。’”此点其他学人或有不同意见，如复旦郭永秉即以此字当解为甲骨卜辞夜间时称，且颇有附和者。然以文句本身论，“至在”之后所附为人名“汤”，而非任何一个地点的名称，此点当如何解释？若添字解经式地说成是“汤的处所”，则笔者孤陋寡闻，未见先秦典籍有如此用法。更进一步地说，伊尹居夏三年，其时间不可谓不久，何以此处伊尹由夏返亳，日月犹不足记，却要细致到朝夕必较的程度了呢？此若是时段名称，那么前面理当有从夏地出发时的时段名称，二者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段说明，但“惟尹自夏徂亳”中，完全没有任何涉及一日中之时段的内容，此后的文字，更是与此解为时称的“禄”字绝不相关，“自夏徂亳”非朝夕可至，全文内容也显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那么何以此处要交代个时称呢？更不要说一个甲骨卜辞词汇何以会相隔数百年出现在春秋时期的材料中，其间却绝无痕迹可寻，缘故为何？凡此种种，恐皆为持时称说者所不能弥缝处，且该字有上博《曹沫之阵》以之用为“禄”字的明证，故此处不取郭永秉之说。清华简整理者则读从夕从录之“禄”为“逯”，引《方言》十二“行也”为义，然此字不见用于先秦文献，“行至在”之说也甚为不辞，故亦不取。
伊尹为间于夏之说，典籍往往可见，如《孙子兵法·用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国语·晋语一》：“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李学勤先生文亦引《纪年》所记“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而关于此点，文献中犹有另一种说法，如《鬼谷子·忤合》：“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所明，然后合于汤。”《孟子·告子下》：“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战国策·苏代为奉阳君说燕于赵以伐齐》：“伊尹再逃汤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汤，果与鸣条之战，而以汤为天子。”《书序》：“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可见先秦时一事而异说者往往有之。清华简《尹至》篇，因为起首即是“惟尹自夏徂亳”，故较难判断是哪类故说，但由下文推断，似与《书序》等的说法较一致，而和《孙子兵法》及《吕氏春秋》等书所记为间于夏并不相同。
汤曰：“格，汝其有吉，志。”
格即来。《尚书·尧典》：“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孔传：“格，来。”《仪礼•士冠礼》：“孝友时格，永乃保之。”郑玄注：“格，至也。”
这种只相当于“其”的“其有”是很特殊的结构，只见于春秋前期左右。如：
《尚书·盘庚》：“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逸周书·度邑》：“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王室其有间王位，诸侯不图，而受其乱灾。”
本篇中的“其有”，皆如是读。
吉，利也。上文既言汤赏赐伊尹，故此处言其有吉，如《左传·哀公九年》：“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国语·晋语一》：“克国得妃，其有吉孰大焉。”
志，为识、记之意。《周礼·春官·保章氏》：“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郑玄注：“志，古文识。识，记也。”《国语·鲁语下》：“仲尼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不淫矣。”韦昭注：“志，识也。”
尹曰：“后！我来廷。今恂恂，余微。
后，指成汤，先秦典籍往往有“群后”等称谓，马叙伦先生曾言：“后、侯两个字的收音都是侯类……那么称后、称侯和称公是一样的。”[23]所说是。
“廷”字之释见笔者《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整理者释为“越”，然原字字形与金文及简帛“越”字皆异，故此处不取其说。
恂恂，原文作“旬＝”，整理者释为“旬日”合文，若如此则文意实颇难理解，前文明显可以看出伊尹与汤的对话是在其方至于亳时，而若依整理者读此句为“越今旬日”，则伊尹至亳后，十日都不见汤，汤也完全不急于见伊尹，很难想象两方面怠惰政事如此，且下文马上跳至有夏的民情，叙述上几乎没有连贯性，未免反差过甚。若解为由夏至亳的路程上经历十日，则与前面的“我来”存在矛盾，甚为不辞。故推测“旬日”的读法恐不足取，因此本文依然按笔者《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文理解读为“恂恂”，为温恭柔顺貌，《论语·乡党》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陆德明释文：“恂恂，温恭之貌。”《管子·小问》：“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尹知章注：“眴眴，柔顺貌。穀苗始则柔顺，故似孺子也。”
微，依笔者《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一文释。这句是伊尹说自己身份低微，而汤对待自己则甚为温恭。由上博简《容成氏》可见，汤以伊尹为佐是伐桀之后的事情，此前伊尹虽在伐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身份并不高。
其有夏，众□吉好；其有后，厥志其爽。
“众□吉好”句有缺字，推测当是说夏众民风甚淳，堪为商用之意。《吕氏春秋·壹行》：“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可参
其有后，这里是指称夏桀。
爽，原字作“仓”，整理者言：“疑读为心部阳母之‘爽’，《尔雅·释言》：‘爽，差也’，又‘忒也’。”所论当是。《尚书·洛诰》：“惟事其爽侮。”《国语·周语下》：“晋侯爽二，吾是以云。”《扬子·方言》：“爽，过也。”《诗·卫风·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朱熹集传：“爽，差。”《老子》：“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王弼注：“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谓之爽。”《楚辞·招魂》：“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王逸注：“爽，败也。楚人谓羹败曰爽。”《列子·仲尼》：“耳将聋者，先闻蚋飞；口将爽者，先辨淄渑。”张湛注：“爽，差也。”皆可证之。
此句通过并举，体现了夏邦的民善而君恶，正符合春秋时期甚为流行的吊民伐罪思想，而下文中多次称引民言，更可说是春秋前期兴起于诸国的民本意识之滥觞，此种情况，典籍往往可见，如：
《左传·桓公六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
《左传·僖公十九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凡此种种论说，不难看出依然有之前重祀崇神畏鬼观的影响，但其核心则已替换为了民意，这显然已与西周时期“民”只是单纯的受治对象的观念大异旨趣了，而促成这种观念的重要历史事件，则自是西周的衰亡。
宠二玉，弗虞其有众，民沇曰：余及汝皆亡。
整理者指出：“宠二玉，指宠爱琬、琰二女。《太平御览》卷一三五引《纪年》：‘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事亦见《吕氏春秋·愼大》及上海博物馆藏简《容成氏》等。”所言甚是。
虞，原字从吴从心，当即“悮”字，整理者读为“虞”，此从。弗虞，即不虑，《西伯勘黎》有“不虞天性”，义同。
“其有众”可见于前引之《尚书·盘庚》：“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这也体现出，《尹至》篇的成文时间当接近于《盘庚》篇的成文时间，而据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
虚词篇》[24]的分析，《盘庚》篇成文于春秋前期后段，故可知《尹至》篇的成文，去此时不远。“民”字字形与春秋齐器《洹子孟姜壶》相近，也可说明此点。
孙飞燕指出：“《尹至》简2的‘沇’字，亦见于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沇（允）才（哉）！日不足。’《六韬》的‘沇’读爲‘允’，《尹至》的‘沇’也可读爲‘允’，意思是诚然。《诗·大雅·公刘》：‘度其夕阳，幽居允荒。’郑玄笺：‘允，信也。夕阳者，幽之所处也。度其广轮，幽之所处信宽大也。’”所言甚是。
“皆”的使用说明《尹至》篇成文不早于春秋前期，此点可参看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
虚词篇》一文。
实际上这里的“余及汝皆亡”句，若比较《尚书·汤誓》中的“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及《新序·刺奢》、《韩诗外传》卷二、《艺文类聚》卷十二、《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尚书大传》、《路史后纪》十四等所引伊尹与夏桀之事，可以看出故事内容在此前的《商书》系篇章中应该还有提到“余及汝皆亡”的内容。
惟灾虐、德暴，重亡。
灾，危害，《尚书·盘庚》：“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灾、虐往往互训，《尚书·盘庚》：“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孔传：“我殷家于天降大灾，则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孔颖达曰：“传以‘虐’为灾，‘怀’为思。”《礼记·祭法》：“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郑玄注：“虐、菑，谓桀、纣也。”《焦氏易林·困之否》：“薄为灾虐，风吹云却。”《后汉纪·孝安皇帝纪》：“是时水雨屡降，灾虐并生。”
孙飞燕指出，德暴即暴德，所言甚是。《尚书·立政》：“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其在受德暋，为羞刑暴德之人。”可互观。
上列即典籍所谓“亡征”，《六韬·武韬·发启》：“吾观其吏，暴虐残疾，败法乱刑，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
重，原字作[身童]，可读为重，是厚、加重之意。《左传·宣公十二年》：“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说文·重部》：“重，厚也。”
亡，灭亡，败亡。整理者断句在[身童]字下，但伊尹此段对话中文句多为阳部韵，故知当断句在此。
典夏有祥，在西在东，见章于天。
典，整理者言：“《周礼·天官·序官》‘典妇功’注：‘主也。’”所言是，典即主持、主管。《尚书·尧典》：“命汝典乐。”《尚书·多方》：“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典夏，即主夏命。
祥，原字作“恙”，整理者言：“恙，读为‘祥’，《左传》昭公十八年注：‘变异之气。’”所言是。《左传·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杜预注：“祥，吉凶之先见者。”《论衡·异虚》：“善祥出，国必兴；恶祥见，朝必亡。”《孙子·九地》：“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曹操注：“禁妖祥之言。”《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过言晏子谏第十八》：“日月之气，风雨不时，彗星之出，天为民之乱见之，故诏之妖祥，以戒不敬。”《银雀山汉简·阴阳之十二》：“夫名川绝、大泽涸、天雨血、星月并出、星贯月、反景、倍蚀、慧星、荧惑、云蜺、妖祥见于天，此逆上者也，此皆乱国之气也。”
所谓“在西在东，见章于天”者，即《吕氏春秋·慎大》、《太平御览》卷四引《论衡》、《博物志》卷七等书所见以东日比商、西日比夏者，此点已多有学者论及。诸书的差异在于，《吕氏春秋·慎大》中“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是预言成汤将败，所以下文才有“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因为商旱自是天时不利，末嬉言西日胜也是预兆商人不祥，但成汤为了前文之“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的缘故，仍然在此情况下“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这一点与《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八引《六韬》：“周武王伐纣，师至泥水牛头山，风雨甚疾，旗鼓毁折。王之骖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顺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废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祷祝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龟折蓍，援枹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灭纣。”的主旨颇相类似（类似内容又见于银雀山汉简《六韬·葆启》），是先秦兵家不信妖祥之说的体现，故与《尹至》篇相左。《太平御览》卷四引《论衡》、《博物志》卷七等所言费昌事，则是主妖祥有验，传自纬说，是《诗》、《书》故训旧有之说，因此与清华简《尹至》相合。《诗经·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诗经·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句式皆与此甚接近，故推测成篇时间或亦去不远。
其有民率曰：惟我速祸。
速，原字作“𣗥”，整理者言：“𣗥，楚文字‘速’字所从，在此即读为‘速’，《诗·行露》传训为‘召’。”所说甚是。前文已言夏桀“唯灾虐德暴”，故此处言夏民人人自危，以为或招致灾祸。《尚书·酒诰》：“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句式类似。
咸曰：害今东祥不章？今其如台？
害通曷，“害今东祥不章？”体现了夏民皆欲东祥得以彰显的急切心情，此种情况，类似于《西伯勘黎》中的“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与《孟子·梁惠王下》的“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诸句。
“其如台”为《商书》习见之句，“如”字的存在也说明清华简《尹至》篇的成文不早于春秋前期，与同有“其如台”这样问句句式的《高宗肜日》、《西伯勘黎》、《汤誓》、《盘庚》等篇成文时间接近。
汤曰：“汝告我夏䚈率若寺？”尹曰：“若寺。”
䚈,笔者在《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中言：“
，从见从垔，简1530残断于此字之下。此字后世文献犹可见，作䚈，《玉篇》、《广韵》、《集韵》皆有，解曰‘视也’。”故此句是汤问伊尹，你告诉我的在夏地所见都是这样吗（或“都象诗中的情景吗”）？
，从见从垔，简1530残断于此字之下。此字后世文献犹可见，作䚈，《玉篇》、《广韵》、《集韵》皆有，解曰‘视也’。”故此句是汤问伊尹，你告诉我的在夏地所见都是这样吗（或“都象诗中的情景吗”）？
寺，李学勤先生读为“时”，训“是”；李锐先生读为“诗”，则与《吕氏春秋》合。目前来看，两读皆为可能。“率若是”固然语义明白，且《尚书》中往往可见以“时”为“是”之例。“率若诗”则不仅有先秦文献可以互证，且前文已言及《尹告》之前当有其他的伊尹在夏时的《书》系篇章，笔者的《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中也提到相关内容，所以完全可能这里的“诗”是与之前篇章相关的，类似于前文“余及汝皆亡”的情况。但考虑到今所见清华简《尹至》篇全文之内，伊尹并未言及于诗，故李学勤先生之说更具优势。
汤盟誓及尹，兹乃柔，大禜。
整理者言：“兹，《尔雅·释诂》：‘此也。’兹乃，参看《书·酒诰》‘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立政》‘兹乃三宅无义民’、‘兹乃俾乂国’。”此从。
柔，怀柔，安抚，和顺。《左传·文公七年》：“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杜预注：“柔，安也。”
禜，原字作“萦”，笔者在《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中言“萦，读为‘禜’，《说文·示部》：‘禜，设緜绝爲营，以禳风雨、雪霜、水旱、疠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荣省声。一曰禜、卫，使灾不生。《礼记》曰：雩，禜。祭水旱。’《左传·昭公元年》：‘山川之神，则水旱疫疠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周礼•春官•大祝》：‘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四曰禜。’《吕氏春秋·慎大》篇云：‘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以旱故，故大禜以祭。’”
汤伐桀时所遇的旱灾，实际上在其胜利后仍然持续了若干年[25]。例如文献所记：
《墨子·七患》：“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
《管子·山权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
《吕氏春秋·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
《庄子·外篇·秋水》：“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
《荀子·富国》：“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
《左传正义》引《尚书大传》：“汤伐桀之后，大旱七年。”
而在成汤伐桀之时，夏桀所居之斟鄩虽然也不免旱灾[26]，但毕竟犹近伊、洛与河水，故其严重程度必不甚重。此可见成汤之伐，如前文所述，是逆天时的行为，故“大禜”以安民必不可少。
汤往征，弗宥。
宥，原字从隹从有，当是[有隹]字[27]。《山海经·北次二经》县雍之山有“白䳑”。 [有隹]即是䳑[28]，于此处读为“宥”。宥，宽恕，弗宥即不宥，《尚书·君陈》：“狃于奸宄，败常乱俗，三细不宥。”《商君书·赏刑》：“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韩非子·爱臣》：“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谓威淫。”
“宥”字整理者释为“凫”，读作“服”，指为《诗·长发》所云伐韦、顾、昆吾之事，此解于义难晓。韦、顾及昆吾本即当从属于夏，而非从属于商，且汤此伐是直指西邑夏，并非是后世注疏所理解的逐一征伐韦、顾及昆吾之后才伐夏，此点由前文所论《太平寰宇记》卷一引《国语》：“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等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及《左传·昭十八年》的：“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杜预注：“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恶积熟，以乙卯日与桀同诛。”等内容不难看出。“韦、顾之君等”即韦、顾及昆吾之君，当成汤伐西邑夏时，与夏桀合兵拒汤于莘之墟。在此情况下，若将该句读为“汤往征不服”，显然就失去了征西邑夏这个焦点[29]。
汤往征而不宥夏，即《尚书·汤誓》所谓“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挚度挚德，不僭。
挚，原字为“执”，整理者读为伊尹之名“挚”，
言“伊尹名挚，见《孙子·用间》、《墨子·尚贤中》、《楚辞·离骚》及《天问》等。”所说是，《书序》称“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天问》称“帝乃降观，下缝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史记·殷本纪》：“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皆可见成汤征伐桀时，伊尹为佐从行。
度，原字作“厇”，整理者言：“厇，卽‘宅’，通‘度’字，《尔雅•释诂》：‘度，谋也。’”挚度就是指伊尹为伐桀的谋主。
德，即施惠、施德。《诗经·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朱熹《集传》：“德，恩惠也。”《管子·五辅》：“举贤良，务功劳，布德惠，则贤人进。”由上博简《容成氏》所载“汤乃博爲征籍，以征关市。民乃宜怨，虐疾始生，于是乎有喑聋、跛眇、瘿偻始起。汤乃谋戒求贤，乃立伊尹以爲佐。伊尹既已受命，乃执兵禁暴，详得于民，遂弭天下，而一其志，而寝其兵，而官其材。”可见，成汤尚武[30]，而伊尹则更重治政，《容成氏》所记虽为胜桀之后的事，但推想伐桀之时，二人的行事特征在这方面也是表现较明显，故清华简《尹至》此处强调在伐桀过程中伊尹主谋，怀柔重惠，以安抚民情。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德”，是标准的春秋用法，晁福林先生在《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一文中即指出：“大体说来，先秦时期的‘德’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德、祖宗之德；二是制度之德；三是精神品行之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 德观念都没有能够摆脱天道观念的影响。“德”观念走出天命神意的迷雾是西周时代的事情，然而将它深入到人的心灵的层面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贡献。”[31]由此可见，清华简《尹至》中“德”的用法并不符合殷商西周时期的用法，而是与春秋用法吻合。
僭即差失、过分、无信，整理者言：“《诗·抑》‘不僭不贼’，传：‘僭，差也。’‘不僭’又见于《诗·钟鼓》、《诗·殷武》及《书·大诰》等。番生簋（《殷周金文集成》四三二六）有‘溥求不僭德’。”所说甚是。《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诗经·大雅·抑》：“其维愚人，覆谓我僭。”郑玄注：“僭，不信也。”《左传·昭公元年》：“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诗》曰：‘ 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信也。能为人则者,不为人下矣。”《左传·昭公八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可参。僭或不僭，为春秋习见之辞，而不见于殷商西周，此点也说明清华简《尹至》必属春秋作品。
自西残西邑，戡其有夏。
传世文献所言“自西”“自东”者，多是来，而此文则是汤往伐，且全文都是以亳为中心叙述的，故此处的“自西”是指自亳之西。
此句指汤之征，出自亳之西，残伐西邑夏。《释名·释姿容》：“残，践也。践使残坏也。”《墨子·天志下》：“入其沟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国语·吴语》：“今君王不察，盛怒属兵，将残伐越国。”《吕氏春秋·慎小》：“庄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国？’使夺之宅，残其州。”《韩非子·有度》：“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
夏播民入于水，曰：“战。帝曰：一勿遗。”
夏，这里是指夏的官吏。
播，从整理者读。播即陈、列阵之意。《说文·手部》：“播，种也。一曰布也。从手番聲。”《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无所伏窜，敢布其死。”杜预注：“布，陈也。”《国语·晋语四》：“敢私布于吏，唯君图之。”韦昭注：“布，陈也。”《荀子·王霸》：“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陆贾新语·资质》：“卿士列位，布陈宫堂。”（播有弃义，古有播弃一词。《书·多方》：“爾乃屑播天命。”孔传：“是汝乃盡播棄天命。”《楚辞·刘向〈九叹·思古〉》：“播規榘以背度兮，錯權衡而任意。”王逸注：“播，弃。”2015.11.7补）
水，上古凡江河湖海皆可称大水。《释名·释水》：“天下大水四，谓之四渎，江，河，淮，济是也。”《大戴礼记·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为蜃。”《礼记·月令》：“季秋之月……爵入大水为蛤。”清华简《尹至》篇所言之“水”则是指伊洛河，彼时正逢大旱，伊洛河浅至徒步可涉，故言“入于水”，也正是因为伊洛河之水甚浅的缘故，使得夏桀之都斟鄩失去了一个天然的地理屏障。
古代文献对汤伐桀的过程多有记载，如：
上博简《容成氏》：“升自戎遂，入自北门，立于中途。桀乃逃之鬲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
《墨子·明鬼》：“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入之郊遂，王乎禽推哆大戏。”
《吕氏春秋·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士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吕氏春秋·慎大》：“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
银雀山汉简《选卒》：“汤以篡卒七千人逐桀，夺之天下。”
银雀山汉简《孙子佚文·黄帝伐赤帝》：“汤之伐桀也，至于□□，战于薄田，右阴，顺术，倍冲，大灭有之。”
《太平寰宇记》卷一引《国语》：“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等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
《吕氏春秋·论威》：“此夏桀之所以死于南巢也。”
《山海经·大荒西经》：“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
《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竹书纪年》：“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
《左传·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谓之疾日。”杜预注：“疾，恶也。纣以甲子丧，桀以乙卯亡，故国君以为忌日。”
《左传·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苌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预注：“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恶积熟，以乙卯日与桀同诛。”
《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史记·夏本纪》：“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
《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朡，俘厥宝玉……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史记·夏本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
《淮南子·主术训》：“汤革车三百，困之鸣条，擒之焦门。”高诱注：“或作巢。”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帝王世纪》：“汤来伐桀，以乙卯日战于鸣条之野，桀未战而败绩。汤追至大涉，遂禽桀于焦，放之历山，乃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
《淮南子·修务训》：“（汤）乃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
《荀子·解敝》：“桀死于亭山。”
对于文献中的记载，许全胜先生在《〈容成氏〉补释》一文中曾作出如下分析：“‘陑遂’即简之‘戎遂’。古戎、仍两字可通假，《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仍之会’。《韩非子·十过》仍作戎。仍从乃声，‘乃’则古与‘而’多相通假。《诗·大雅·绵》：‘捄之陾陾’，《说文·手部》引陾一本作仍（参观《古字通假会典》36—37页）。故可推知陑、戎古音相近。……‘亭山’、‘章山’皆是‘鬲山’之形讹。近据简文，历山应是桀第一次战败流亡之地。……南巢为桀第二次战败流亡之地。而其第三次流亡苍梧之野之事，则不见诸史籍。”[32]所论当是。
“遂”即“野”，皆指郊外之地。《尚书·费誓》：“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蔡沈《集传》：“国外曰郊，郊外曰遂。”《礼记·王制》：“不变，移之遂，如初礼。”郑玄注：“远郊之外曰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郑玄注：“郊外曰野。”《吕氏春秋·季春纪》：“循行国邑，周视原野。”高诱注：“广平曰原，郊外曰野。”郊墟、郊野无别，故戎遂即有娀之虚，莘之墟即有莘之野。
前文已言“莘之墟”与“有娀之虚”紧邻，故败于“有娀之虚”与战于“莘之墟”可视为汤伐桀战争中的同一个过程。二地皆在伊洛河南岸，是由郑州商亳入于偃师桀都的必经路线，因此可以推知，清华简《尹至》篇所言之“水”即是伊洛河。
“帝曰”于《尚书》中之《尧典》、《皋陶谟》篇多见，故清华简《尹至》当与《尧典》、《皋陶谟》类似，成文于春秋前期的后段，与宋襄公在位的中后期时段相当。
“战！帝曰：一勿遗。”句当即夏之官吏对列阵于伊洛河南岸之民众的命令。帝即夏帝桀，《楚辞·天问》：“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也是同样指夏桀而称之为“帝”。彼时夏强商弱，据《墨子·明鬼下》称：“故昔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戏，生列兕虎，指画杀人，人民之众兆亿，侯盈厥泽陵。”虽不免夸诞之辞，但夏众及属邦甚多这一点当是没有疑问的。而据《吕氏春秋》及银雀山汉简所记，成汤之师主力不过六七千人，二者实际兵力之悬殊盖不亚于武王伐纣之时。所以夏帝桀此时认为己方必胜，因此才命令夏众对于成汤之师要全部剿灭，一个也不要留下。整理者言：“一，《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注：‘皆也。’勿遗，参照《盘庚中》：‘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又参看西周禹鼎（《集成》二八三三—二八三四）铭：‘勿遗寿幼。’”其对“一勿遗”的解说甚是。清华简《尹至》在这里所记夏桀的命令，正与前文所说“惟灾虐、德暴”相呼应。然而，前文也已经点出“其有夏，众□吉好”，也就是夏众与帝桀并不是同心的，故成汤在此役获得大胜，由《尹至》所述，实属情理之中。
成汤在伊洛河南岸战胜后，由北门入于桀都。夏桀既败，无奈北逃至山西历山[33]。成汤又追至鸣条之野（今山西运城盆地东部[34]），作《汤誓》，从这里攻打鬲山氏城邑的高神之门，夏师大败溃散，夏桀再西南逃[35]至河南省陕县的巢地[36]。此时成汤乘胜伐三朡（在今山西闻喜县[37]），获得宝玉，又追讨夏桀于巢，擒获并处死了夏桀与昆吾之君。或言桀被放逐、逃亡于苍梧之野，则恐是传闻异词了。值得注意的是，成汤伐桀及夏桀逃亡所涉及到的地区，与二里头文化在伊洛及山西的分布是非常吻合的[38]，因此，其内容为史实的可能性极高。
成汤从戊子日战于有娀之野，至乙卯日夏桀之死，前后历时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若以军行每日三十里计[39]，则由巩义伊洛河南岸途经各地到达陕县恰需二十余日的时间），战争范围几近横贯中原地区，由此带来的扰动，可以想见是非常巨大的，因此才有为安抚、徙居民众所作的伊尹之《尹诰》和咎单之《明居》。而由清华简《尹至》篇中的“挚度挚德，不僭”及《吕氏春秋·慎大》：“未接刃而桀走……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等记载可见，虽然此次成汤伐桀的战争范围很大，但实际上双方人员伤亡应该皆不甚严重。许宏、刘莉在《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一文中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二里头毁于火灾或战争，但其具体的衰败原因与过程尚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贵族用品尤其是青铜器的生产，都是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之后才完全停顿下来的。这与位于二里头以东约85公里的郑州商城的兴起是相一致的，青铜工具、武器和礼器的生产是郑州重要的城市内涵。从铸铜技术和青铜器风格看，郑州显现出源自二里头的极强的连续性，表明这两个中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里头的衰落似乎是一个战略性的决定，包括工匠在内的二里头都邑的人口可能都被迁移至郑州地区。”[40]正与前述典籍记载的情况吻合。
《尹至》篇成文时间、地域及文章主旨
综合前文所述，清华简《尹至》一篇，在思想方面，对“德”字在仁德意义方面的凸显，具有标准的春秋特征。对“僭”或“不僭”的重视也同样为春秋习见，而不见于殷商西周时期。《尹至》篇中，伊尹与成汤皆关注夏邦的民善而君恶，这也正符合春秋时期甚为流行的吊民伐罪思想。伊尹于其后多次称引民言，更是春秋前期兴起于列国的民本意识之滥觞。这些都说明清华简《尹至》篇是具有典型的春秋时期思想特征的。
措辞方面，“其有众”、“见章于天”等词汇可与春秋前期、后期左右成文的《商书》、《商颂》、《大雅》诸篇相对应，相当于“其”的“其有”更是只见于春秋前期，虚词“皆”、“如”的存在则证明清华简《尹至》篇的成文不会早于春秋前期。
字形方面，“尹”、“自”、“夏”、“徂”、“民”等字的字形皆具有春秋后期齐文化书体特征。
因此，由以上内容可以判断，目前可见的清华简《尹至》篇，当是整体成文于春秋前期，其后不久写定于春秋后期的。笔者在《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中曾言：“《尹至》、《尹诰》两篇很可能是抄写、来源于一个春秋晚期齐文化区域的写本，而由《尚书》的《商书》部份则本可推测，与《尹至》类似的篇章当多源自殷商遗民的聚居地宋、卫、鲁等地。春秋以来，周文化作为正统文化的衰微，使得各地自有文化又重新彰显，诸多口耳相传的内容因此而得以写定于此时期。”考虑到《商书》诸篇多是以宋地为中心传播，故而传播到齐文化区，并被写定时，显然会比该篇的出现时间略晚，此一情况，与前面的分析正是一致的。
清人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四《春秋宋执政表》中言：“顾春秋时宋最喜事，春秋之局变多自宋起。当齐桓之伯，宋尝先诸侯以求盟。桓死而襄继之，求诸侯于楚，卒至执于盂，伤于泓，楚遂横行不可制，而春秋之局于是乎一变。”[41]寥寥数语即道出了春秋时期宋之形势。在春秋前期，宋国先是极力支持齐桓公的霸业，又在管仲、齐桓公相继去世后，马上率诸侯之师平定齐国内乱，并送齐太子昭归国，立为齐孝公。继而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执滕宣公、围曹国，其后更进一步“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42]，一系列的行动表明，其联合东方诸国以谋求霸业的举措是非常明显的。《书》系各篇中《商书》部分多出于此时[43]，也正是与春秋前期的政治格局相对应。
前文中对清华简《尹至》的分析也表明，《尹至》篇同样是春秋前期成文的作品。那么，纵观《商书》及清华简与伊尹相关的两篇，自是不难看出，成汤灭夏、盘庚迁殷、武丁中兴，都是商王朝发展进程中的重中之重，宋襄公与公子目夷的君臣关系也几可比之于成汤与伊尹，故若以宋襄公谋求霸业的过程为背景来观察的话，清华简《尹至》、《尹诰》篇的主旨可以说再显著不过了。然而，宋襄公终究是徒仿其形而无其实，虽有虚名，实则刚愎拒谏、胶柱鼓瑟，宋国所在又是四战之地，故最终的结局正如《左传》所载大司马固谏语“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44]
[①] 据《吕氏春秋•本味》：“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有侁氏即有莘氏
，《太平寰宇记》卷一引《国语》：“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等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而《大戴礼记•帝系》称：“鲧娶于有莘氏之子”（又见《史记索隐》引《世本》），鲧为崇伯，故可知夏末莘之墟（有莘之野）必在今嵩山与伊河之间。《本味》篇所称之“臼”，即“臼里”，又名“九苑”
、“九里”（故言东走十里而顾），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西周时期中心图》及《战国韩魏地图》即将“九里（臼里）”标于缑氏西南，可见“莘之墟”即在今顾县镇、缑氏镇、庞村镇、寇店镇之间这一区域，而夏末之顾（有扈）即今顾县镇以东地区。这一地区紧邻有娀之野，且正与伊水北岸的偃师二里头遗址隔伊洛河相望，是渡伊洛河北攻夏都的必经之地，所以“桀与韦、顾之君等拒汤于莘之墟”。《水经注·洛水》引《河图·玉版》曰：“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可见玄扈本在洛汭。《艺文类聚》卷九十九引《春秋合诚图》：“黄帝游玄扈洛水上，与大司马容光等临观，凤皇衔图置帝前，帝再拜受图。”亦可见观、扈等地名糅合入传说的过程。此有扈氏所邻的玄扈之水，当即古黄河支流庐水。《战国策·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夫夏桀之国……庐睾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庄子·让王》：“汤又让瞀光……瞀光辞……乃负石而自沈于庐水。”由此可知庐地在偃师北，则夏末之顾即在黄河南岸的顾县镇至巩义市地区。此亦可见《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竖，云何而逢？”之“有扈”并非“有易”之讹，观《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记“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可知，若“有扈”为“有易”之讹的话，那么王亥就是为有易氏牧，显然没有为主人牧牛而托牛于主人，主人还要杀王亥才能取仆牛的道理。由上文分析可知，有扈氏毗邻于有易氏，所以王亥才能为有扈氏牧牛而宾于有易氏。
[⑥] 《左传·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刘、蔿、邗之田于郑。”杜预注：“在河南缑氏县，西南有邬聚，西北有刘亭。”《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刘累故城在洛州缑氏县南五十五里。”至于所谓“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明显是为了解释后人的迁徙地而衍生的传说。
[⑧] 《史记·秦本纪》：“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博物志》卷七：“夏桀之时，费昌之河上，见二日，在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沈沈将灭，若疾雷之声。昌问于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西夏东殷。’于是费昌徙族归殷。”
[⑩]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五月戊午，刘人败王城之师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刘人战于施谷，刘师败绩。”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一言“大谷在洛阳东……周之萑谷、施谷盖皆大谷之支径耳。”是洛阳以东、偃师以西有施谷。有施氏之女妹喜为僖姓，僖姓为狄之姓，即《国语·鲁语下》所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者，而《楚辞·天问》称：“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可见妹喜为桀伐蒙山所得，而据上博简《容成氏》所述“桀……起师以伐岷山氏，取其两女琰琬。”可知旧注以“蒙山”为“岷山”实误，《天问》中之蒙山当为北邙山（又名芒山），地在洛阳东北。“蒙”之缓读即是“汪芒”，故可知夏末的有施氏就是《鲁语下》所记汪芒氏，为狄人。《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杜预注：“狄泉，今洛阳城内大仓西南池水也。时在城外。”《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杜预注：“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东，故曰东王。”《水经注·谷水》：“班固、服虔、皇甫谧咸言翟泉在洛阳东北，周之墓地。”是洛阳东北有狄泉，又名翟泉。《楚辞·天问》称“昏微遵迹，有狄不宁”，可见有狄即有易氏，且“易”与“施”可通，见《古字通假会典》第468页“惕与施”条（齐鲁书社，1989年7月），故有易氏就是夏末的有施氏，居于施谷、翟泉、北邙山地区。《墨子·节葬下》：“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可知帝尧与帝喾皆葬于狄山，此山又名蛩山，据《汉书·司马相如传》李奇注：“周洛曰鲔……出巩山穴中，三月笿河上，能度龙门之限，则为龙矣。”据《水经注·河水》：“（巩）县北有山临河，谓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谓之巩穴。言潜通淮浦，北达于河。直穴有渚，谓之鲔渚。”可知蛩山即巩义市西北的岑原邱。《吕氏春秋·安死》称：“尧葬于穀林。”据《山海经·中次六经》：“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穀城之山。”蛩之缓读即穀城，且二者地望相合，可见穀林即北邙山区中穀城（巩山）之林。综合以上内容就可以知道，帝尧至有夏时期，狄（有易氏、有施氏）居于今洛阳、孟津、巩义、偃师之间的北邙山地区。帝尧与丹朱，即是这一系的著名人物。此点亦可旁证陶唐氏并非帝尧。
[11] 《诗经·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毛传：“清，邑也。彭卫之河上，郑之郊也。”《左传·闵公二年》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
[12] 《淮南子·地形训》：“有娀在不周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高诱注言：“有娀，国名，不周，山名也。娀，读如嵩高之嵩。简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瑶台，帝喾之妃也。天使玄鸟降卵，简翟吞之以生契，是为玄王，殷之祖。”崇即嵩山，椆水在颖川，嵩山正在椆水之北。鲧和禹皆为崇伯。如《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逸周书·世俘》：“乙卯，龠人奏《崇禹生开》三终。”《潜夫论·五德志》说：“修纪见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将戎禹与崇禹比较，即可知有娀氏即崇伯。而有娀氏之女即玄鸟氏帝喾之妻，《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大戴礼记·帝系》：“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可证。那么由此就可以知道，有娀氏即黄帝有熊氏。《墨子·尚贤中》：“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也，帝亦不爱。”可知鲧为帝之元子。《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绎史》卷十二引《随巢子》：“禹娶涂山，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涂山氏见之，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可见鲧与禹皆为熊（崇）氏，因此可知，鲧即有熊氏黄帝之子。前文之注已提及，偃师缑氏县西南有名“九苑”（九里）之地，正相当于嵩山与轘辕山西北，而苑之古称为囿，九囿就是九州，另一方面，囿与里本就是一音之别，里、黎互通，故九里也就是著名的九黎，蚩尤即九黎之君。殷商先祖，自帝喾及契时起，就一直居于此郑洛地区。以此不难判断，大禹治理九州洪水的传说，就是发轫于大禹对此九苑至轘辕山、嵩山地区洪水的治理。《尚书·禹贡》载：“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而“九苑”周边一地区，后世犹存有九山（今名白云山）、九江等地名，如《水经注·罗水》：“罗水又西北，白马溪水注之，水出嵩山北麓，径白马坞东，而北入罗水。西北流，白桐涧水注之，水出嵩麓桐溪，北流径九山东，又北，九山溪水入焉。水出百称山东谷，其山孤峰秀出，嶕峣分立。仲长统曰：昔密有卜成者，身游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谓是山也。山际有九山庙，庙前有碑云：九显灵府君者，太华之元子，阳九列名，号曰九山府君也。南据嵩岳，北带洛澨。”《水经注·谷水》：“山之东，旧有九江，陆机《洛阳记》曰：九江直作圆水。”亦可证大禹治水本是发轫于九苑周边地区。
[13] 《水经注·河水》：“（巩）县北有山临河，谓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谓之巩穴。言潜通淮浦，北达于河。直穴有渚，谓之鲔渚。”《太平御览》卷五十二引《十道志》：“岑原在县西北三十三里。”《明一统志》卷二十九：“岑原邱，在巩县西北三十五里，下有巩穴。”岑原邱今名小平山，即前文注中提及的帝尧与帝喾所葬的蛩山（岑山）崩而为泽后的所余地区，其泽即巩穴。
[15] 《战国策·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睾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又据《韩非子·说林上》：“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务光因自投于河。”则庐水当为河水的支流，类似于椆水与颖川。此庐水古今地志无考，由其在偃师之北推测，或即今之图河。图河源出河南孟津卦沟村，东北经会盟镇雷河村入黄河，现已干涸。
[16] 《水经注·洛水》：“洛水右会金门溪水，水南出金门山，北径金门坞，西北流入于洛。洛水又东合款水，其水二源并发，两川径引，谓之大款水也，合而东南入于洛。”杨守敬注：“盖即今大宋川，在永宁县东北二十里，源出横塘山。”
[17] 《山海经·海外东经》注引《汲郡竹书》曰：“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并出。”《吕氏春秋·音初》：“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诸地皆东不及洛。
[18] 《史记·夏本纪》：“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吕氏春秋·古乐》：“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
[19] 此句之解说，见代生先生《有易氏历史的再发现—〈楚辞·天问〉“汤谋易旅，何以厚之”句试解》（文物春秋，2010年2月），但笔者以为有易氏居河南，且此句是夏桀伐汤时，汤谋求有易氏的救助，而非汤伐夏桀之事，此点与彼文不同。由《天问》此句下的“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即可看出彼时是夏桀伐汤，而非汤伐桀。
[20] 《水经注·洛水》：“殷汤东观于洛，习礼尧坛，降璧三沉，荣光不起，黄鱼双跃，出济于坛。黑乌以浴，随鱼亦上，化为黑玉赤勒之书，黑龟赤文之题也，汤以伐桀，故《春秋说题辞》曰：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沉礼焉，《竹书纪年》曰‘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盖洛水之神也。昔夏太康失政，为羿所逐，其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于是地矣。”亦记载成汤故居在洛汭之西，且说明此地曾是河伯的活动区域。前文注引《博物志》卷七费昌问于河伯冯夷之事，也说明河伯冯夷之所在为河洛地区。因此可知殷商先人王亥假河伯之师以伐有易之事，即发生在北邙山地区。
[22] 例如《中国考古学 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45页即有如下叙述：“对上述变异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二里头遗址第四期（至迟其晚段）夏亡后，受到商文化和商人同盟军东夷族文化“侵入”的结果。从它的主要特征看，仍属于夏族文化范畴，并且变化缓慢，直到早商文化第三期（二里冈上层一期）时才被商文化完全取代。这一现象似可表明，夏朝灭亡后一段时间，二里头遗址范围内仍有夏族人在那里居住。故此，我们认为二里头四期至迟其晚段应是商代初年夏遗民的遗存，或称“后夏文化”。由此上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一至三期）是相当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这段叙述的明显问题就在于，实际上没有任何先秦文献支持所谓的“商人同盟军东夷族”之说，且文中将二里头文化的主体定为“一至三期”，认为四期（至迟其晚段）对应于夏亡，则明显属于以偃师为夏文化中心区的一种观点，而实际上，古本《竹书纪年》所称“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已足以说明，夏桀之前的夏代晚期诸帝是未居斟鄩的，而汉代的汤亳在偃师之说也显然并非空穴来风，因此，二里头四期中的商文化特征器物不宜与夏亡对应，而是应与夏代晚期夏后氏西退、商文化扩张对应的。
[29] 又或有将此句读为“汤往征不附”者，则恐更难成立。试想，“不服”尚有反对之意，而“不附”仅是两不相干，彼时汤非天子，其它邦国何故必须归附称臣？若成汤仅因他邦不附，即兴兵征伐的话，则其暴虐较之夏桀恐是犹甚，显然与文献所记之成汤形象全然不合。
[39] 《孙子兵法·军争》：“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吕氏春秋·悔过》：“袭国邑，以车不过百里，以人不过三十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杜预注：“一舍，三十里。”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