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千亩”地望考》商榷
子居
中国先秦史网站 2016年6月23日
近日检索cnki时，读到许兆昌、刘涛两位先生的《周代“千亩”地望考》[1]一文，文中讨论了“千亩”一称的问题，因为提到了笔者在《清华简〈系年〉1～４章解析》[2]中关于“千亩”地望的观点，所以特别留意了一下。
准确地说，笔者在《清华简〈系年〉1～４章解析》所提出的周武王作帝籍的“千亩”、周宣王所战的“千亩”、晋穆侯所伐的“千亩”为一地，且该地即晋之新田的说法，确实只是笔者的推测，且于旧说旧注完全无征，这一点是事实。但拜读了许兆昌、刘涛两位先生的《周代“千亩”地望考》一文后，笔者推测两位先生可能对我为什么对旧注旧说完全不取没有作太多的考虑，因此笔者在本文希望能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在知道旧注旧说的情况下没有采用，并对许兆昌、刘涛两位先生的《周代“千亩”地望考》文中笔者不是很理解的地方略作商榷。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研究先秦所发生的事件时，笔者并不认为旧注与先秦文献有同等的效力，对于旧说笔者也认为要看所提供的论证过程是否严密、证据是否可靠，仅因为是前人所说就认为可以采信的情况，在笔者这里是基本没有的。因此，前人也罢，今人也罢，如果笔者采用了什么说法，那通常都是因为笔者认为该说法是成立的或笔者本人也没有更好的说法。而如果笔者直接跳过了前人或今人的一些说法，那通常都是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
回到《周代“千亩”地望考》一文，文中说：
徐元诰《国语集解》引汪远孙曰：“王自伐戎而远战于晋地，必不然矣。《诗·祈父》疏引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为戎所伐，战于近郊。’其说近是。”又，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也说：“千亩之地有二……一为周地……《国语·周语》所谓‘宣王即位，不籍千亩。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者是也。”因此，可以肯定《周语上》所载“战于千亩”中的“千亩”为一地名，在西周都城附近。
但笔者比较疑惑的是，“王自伐戎而远战于晋地，必不然矣”，为什么“必不然矣”？《晋侯苏钟》可以证明周王亲征远伐宿夷都不是问题，何以战于晋地就会是“必不然矣”了呢？更何况彼时的晋国大不过百里，“千亩”肯定也不会是当时的晋地。因此，汪远孙的“必不然矣”本就是毫无根据的个人主观判断。所引的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为戎所伐，战于近郊。”《诗·祈父》疏后面也说了是“义或然也”，既然只是“或然”，当然也很可能“或不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千亩之地有二……一为周地”实际上也只是把旧说的推测之辞替换为确定性描述，而不是杨伯峻先生自己别有什么新证据可以凭借。在前人那里本是推测，到后人著述中就变成确论的情况，在文科领域几乎比比皆是，想来是不需要笔者一再举证的。因此，《周代“千亩”地望考》一文所说的“可以肯定《周语上》所载‘战于千亩’中的‘千亩’为一地名，在西周都城附近”实际上只是在“肯定”前人的猜测，本身并没有什么新证据来证实这个猜测，既然并没有新证据，笔者所不理解的是，何以就“肯定”了呢？
回顾孔晁所说的“战于千亩”是“战于近郊”，该说于先秦文献没有任何旁证可以证明，这个推测无非是源自旧说或认为籍田与郊祀礼有关，《左传·襄公七年》所谓“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但是实际上，西周金文至今不见“郊”字，因此春秋时所谓“郊”对应于西周的什么内容是大可讨论的，“郊祀”之礼自然也是同样不无疑问的。《春秋》不过一万六千余字，“郊”字就已十六见，西周有铭文的铜器至今已发现数千器，总字数毋庸置疑已若干倍于《春秋》，但“郊”字却尚无一见。而且，仔细考察的话，实际上春秋时期“郊祀”的时间多数是在夏季，试看《春秋》所记：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
《春秋·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
《春秋·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春秋·成公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
《春秋·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春秋·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
《春秋·襄公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
《春秋·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春秋·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以《哀公元年》所记为例，之前的春季卜牛是否确为春郊实际上也是不无疑问的，《左传·宣公三年》的“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礼也。”《左传·襄公七年》托名孟献子的议论“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验于《春秋》的话，实际上都明显是战国时一部分人执着于春季郊祀的观念才有的说法。而郊祀有春、夏两说的情况，和先秦典籍所记的另一个祀礼是很相似的，这个祀礼就是“禴（礿）”。《诗经·小雅·天保》：“禴祠烝尝，于公先王。”《礼记·王制》：“天子四时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是以“禴（礿）”为春祀，《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是以“禴（礿）”为夏祀，《史记·封禅书》：“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是以“郊”同样为夏祀。因此，春秋时期的“郊”祀，很可能是由“禴（礿）”祀演化而来。而由于郊祀并非一定是在春季，自然也就和籍田没有必然的关系了。以此故，孔晁所说“战于千亩”是“战于近郊”不问可知无据。
再从军事角度来分析孔晁所说“战于千亩”会不会是“战于近郊”，如果周宣王在王都近郊被姜氏之戎所败，如《国语》所说“既丧南国之师”，那么不问可知，周宣王的剩余兵力能固守王城就不错了，连出城恐怕都会很困难，如何还能号令诸侯，甚至远赴太原，“料民于太原”呢？这显然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事情。而如果“千亩”在山西侯马，即春秋时期所称“新田”，那么周宣王战败后，退守山西西南运城盆地的太原，料民于此，以补充兵力，在形势上就合情合理了。
复以地理来分析“战于千亩”当是战于何地，《国语·周语上》：“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此姜氏之戎，当是居于姜地的戎人。《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杜注：“姜戎，姜姓之戎，居晋南鄙。”杜预以姜戎是因为姜姓才如此称呼明显不确，“戎”前之字皆为地名，如“骊戎”、“北戎”、“山戎”都不是冠以其姓，“姜戎”之所以称“姜戎”自然也不是因为其是否是姜姓，但由杜预所说姜戎“居晋南鄙”则可知“姜”地近于晋都。《后汉书·西羌传》：“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也表明“姜”地近于汾隰，那么“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的原因“战于千亩”自然也不会是战于“西周都城附近”。
然后考虑经济形势，假设周宣王所战的“千亩”在“西周都城附近”，纵观周宣王在位的政绩，明显不是怠惰消极的君主，如果“千亩”只是在“西周都城附近”，《国语·周语上》所说“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就相当不易理解了。仅是一个仪式而已，有什么必要坚持不听虢文公的谏言呢？但如果“千亩”远在山西侯马，那么这个仪式必然劳师动众，靡费无数，以宣王即位之初周王室的困顿，周宣王有抵触情绪就完全属于情理之中的事了。从这个角度说，《周代“千亩”地望考》一文所认为的“西周建立后周王也绝无可能带着郁人、牺人、后稷、膳夫、农正、太史等（见《国语·周语上》）从今陕西境内到今山西境内的侯马市去行籍礼。依此可见，子居先生的论据也是欠妥的。”笔者确实不是很理解该文作者所说的“绝无可能”如何不可能，从笔者的角度看，需要“带着郁人、牺人、后稷、膳夫、农正、太史等（见《国语·周语上》）从今陕西境内到今山西境内的侯马市去行籍礼”恰恰是周宣王不愿意“籍千亩”的原因之一。
《周代“千亩”地望考》一文中言：“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穆侯七年为周宣王二十三年，所以晋穆侯十年千亩之战当发生在周宣王二十六年，其与周宣王三十九年的千亩之战是两次不同的战争，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有详细考证，此不赘述。”但是，所根据的这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恰恰在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晋国世系上是有问题的。考古方面，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结果，已经强烈暗示了这一点。文献方面，《水经注·洧水》所引《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也是强证。相关内容，笔者在《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甲本）〉解析》[3]中已有论述，读者可参看。实际上，只要按笔者的分析将晋穆侯的卒年定在骊山之乱时，就不难发现，《史记·晋世家》：“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就正可对应《晋侯苏钟》所记周宣王三十三年伐宿夷事，还可以联系到齐成公之死，因此，邹衡先生以晋侯苏为晋穆侯当是。此后，《史记·晋世家》：“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也与周宣王三十六年伐条戎败绩、三十九年伐姜氏之戎败绩相应。而且，王师败绩和晋侯在此役中有功实际上也并无矛盾，因为晋侯有功并不能表明整场战役周宣王就应该获胜。故而，《周代“千亩”地望考》文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春秋左传注》为据，认为“晋穆侯十年千亩之战当发生在周宣王二十六年，其与周宣王三十九年的千亩之战是两次不同的战争”，实际上是不能成证的。
至此，《周代“千亩”地望考》文中所说的：
仔细分析，子居先生的错误在于，其一，我们在上文已经考述清楚，晋穆侯千亩之战、周宣王伐条戎、奔戎之战及其后千亩之战是三次时间和地点不同的战争。可见，子居先生论述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其二，众所周知，周武王都镐，在今陕西省境内，所以他不可能到今山西省侯马市“作帝籍……名之曰千亩”。再退一步说，即便是如子居先生所说，周武王“作帝籍”，“名之曰千亩”之地是在今山西省侯马市，那么西周建立后周王也绝无可能带着郁人、牺人、后稷、膳夫、农正、太史等（见《国语·周语上》）从今陕西境内到今山西境内的侯马市去行籍礼。依此可见，子居先生的论据也是欠妥的。既然前提错误，论据错误，故结论也就不足为据。
由前文的分析可见，该文作者所举的这三个理由都是并无确证的。以此缘故，笔者现在仍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该文作者会认为“依此可见，子居先生的论据也是欠妥的。既然前提错误，论据错误，故结论也就不足为据。”希望该文作者能有机会另文重新给出论证。
《周代“千亩”地望考》文中还有一些笔者不是很理解的叙述，例如：
既然“成师”和“曲沃桓叔”是“俱取于战以为名”，则“成师”所从出的“能成其众”的“晋穆侯千亩之战”之地望与“曲沃”之地望当有内在的一致性。一言以蔽之，晋穆侯在“千亩之战”中获胜，因此“取能成其众”之意而名其少子为成师，晋昭侯则封成师于其名字所从出的“千亩之战”发生之地——曲沃，是为曲沃桓叔。故，“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当为曲沃或在曲沃附近。一言以蔽之，晋穆侯在“千亩之战”中获胜，因此“取能成其众”之意而名其少子为成师，晋昭侯则封成师于其名字所从出的“千亩之战”发生之地——曲沃，是为曲沃桓叔。故，“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当为曲沃或在曲沃附近。其实这种情况在晋国的历史上并非孤例，它与晋国的始封极其相似，依《史记》等文献记载，周公诛灭唐，周成王封叔虞于唐，是为唐叔虞。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这个推测好像实际上本身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该段文字后面所引的“依《史记》等文献记载，周公诛灭唐，周成王封叔虞于唐，是为唐叔虞。”如果按前面所说，唐叔虞需要也是“取于战以为名”才存在类比关系，但唐叔虞并不是因此得名的。那么，怎么推论出曲沃桓叔名“成师”是因为晋穆侯在“千亩之战”中有功，于是“千亩”就应该是“曲沃或在曲沃附近”的呢？这一点笔者也没能理解。
另外，有一个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周代“千亩”地望考》一文作者简化引用导致的理解差误：
第四，今山西省侯马市说。子居先生在《清华简<系年>1—4章解析》中首倡此说。子居先生的论证过程如下：首先，他认为晋穆侯千亩之战、周宣王伐条戎、奔戎之战及周宣王千亩之战是同一次战争。
笔者其实并没有说过“周宣王伐条戎、奔戎之战”与“晋穆侯千亩之战”及“周宣王千亩之战”是同一次战争，在《清华简〈系年〉1~4章解析》中，笔者实际是认为“晋穆侯千亩之战”和“周宣王千亩之战”是同一次战争，原文如下：
《左传·桓公二年》：“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是否即对应宣王伐条戎、奔戎及此后战于千亩之事，此点学者的研究互有不同，持当对应者与不当对应者皆有。笔者以为，二者对应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若从这个角度出发，则与此相应，晋国世系中，当将晋文侯的年世减少并把此前诸晋君在位之年整体下移。这样调整之后，晋穆侯之卒年，也就是骊山之乱的当年，此点亦恐并非仅是巧合。
因为笔者引用《左传》原文时，是连“条之役”一起引用的，所以是“条之役”对应“宣王伐条戎、奔戎”，“千亩之战”对应“此后战于千亩之事”，这样把笔者的原文列出，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周代“千亩”地望考》一文作者所说与笔者原文所表达的，实际上是有所不同的。
最后讨论一下《周代“千亩”地望考》一文的立论点，即：
汉魏以来，介之推“焚山”的传说实来源于炎帝在今山西省南部略偏西南的万荣、闻喜地区烈山而耕的故事。所以我们推测，到晋代杜预为《左传》作注时所说的西河界休县可能就在今山西西南部万荣、闻喜一带。既然如此，那么《左传·桓公二年》所记“晋穆侯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大体地望也应在今山西南部略偏西南的万荣、闻喜地区以南。
这个论点的根据就该文中所说是：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所提到的西河界休绵上，一般都以今山西省中部介休县境内的绵上和绵山当之，其实并不尽然。顾炎武《日知录》卷31“绵上条”已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介之推受封的“绵上”到汉代已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今山西省中部介休县境内，另一种则认为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翼城县、万荣县境内。
但实际上，汉代的“绵上”是否有两种说法，与杜预注中的“界休县”在什么地方并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汉代即使有十几个“绵上”地名，也不会因此出现十几个“界休县”，从汉代到杜预所处的西晋，“界休县”的位置都非常明确，《汉书·地理志·太原郡》：“界休，莽曰界美。”汉代蔡邕《郭有道碑文》：“先生讳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续汉书·郡国志·太原郡》：“界休，有界山，有緜上聚。”既然属太原郡，自然不会是“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翼城县、万荣县境内。”因此，杜预注所说“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千亩”，只会在汉代太原郡。
《周代“千亩”地望考》一文作者在该文的第三节“‘千亩’与周人农作文化考”中进一步提出：
周人起源于今山西省南部地区，此与《左传·桓公二年》杜预注所说，位于西河界休县南，即今山西省南部略偏西南的万荣、闻喜地区以南的“千亩”之地极其接近。夏朝末年，周人开始了漫长的迁徙，最终经由文王建丰，武王都镐，建立西周王朝。上古史研究者周知，远古时代，氏族名、酋长名和居住地名往往具有同一性，并且随着氏族的迁徙，以前居住地的旧名也跟着迁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我们推测，随着周人的迁徙，他们把其起源地晋南附近的地名“千亩”最终带到了都城镐京附近。
笔者则以为，这个说法恐怕过于高估了西迁的周人当时的文化水平和势力影响。当夏朝末年周人外逃时，根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的周人是多么有实力的，实际上周人的一再西迁，恰恰说明周人在迁徙的各个途经聚居点都受到了排挤和打压，也就是说，最初西迁的周人族群，规模能有几百人就已经是很乐观的估计了。《史记·周本纪》：“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不难看出，周人先君的命名与夏代、商代之王多为单名的习惯明显不同，如果周人作为夏人后裔连自己君主的名字都不能保留下夏人的语言习惯的话，怎么能假设偏偏会保留下“千亩”这样一个地名呢？
更进一步的问题为，夏商时期的地名往往也是仅为单字名，“千亩”这样的复合地名要上推到夏末恐怕是有难度的。而且，无论是殷商甲骨文还是西周金文，至今未见“亩”字。笔者认为，西周金文中只有“田”而不见“亩”，这一点强烈暗示了“千亩”并不是西周时的地名，在西周时期，很可能这个地名的原始形态是“千田”。回顾前文关于“千亩”的地理分析，“千亩”当近于晋人所都的翼，又当近于汾隰，符合这个条件的先秦地名，自然是以“新田”为首选，这也是笔者推测“千亩”实际上即“新田”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相对于笔者所给出的依据和对于《周代“千亩”地望考》一文中的这些疑惑，笔者自然是非常希望《周代“千亩”地望考》一文的作者进一步举证并有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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