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楚居》解析
子居
《学灯》第十八期 简帛研究网站 2011年3月31日
内容提要：通过对清华简《楚居》篇内容的解读及相关地名的考证，尝试勾勒出楚君在商周、春秋时期的迁徙路线和政治、军事取向，在此基础上对楚人在各时期的历史做一简单回顾，并对若干楚人历史上的疑点问题进行再次探索。
关键词：楚国 商周 地理 迁徙 丹阳 郢
2011年1月5日上午，“清华简”首批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发布，其中涉及了多篇有关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至２月中旬，蒙李锐先生厚谊，笔者得以见到该书内容，此后不久，更有幸得到吴良宝先生惠赐的精装《战国楚简地名辑证》一书，这里谨向两位先生致以万分感谢。晚上临屏翻阅，时时或有所得，今不揣冒昧，将有关清华简《楚居》一篇的若干管窥之见成文，以冀得博学之士指正。
《楚居》释文[①]
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季连闻其有甹，从及之盘，爰生[纟呈]伯、远仲，游徜徉，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于京宗，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并戈]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绎与屈紃，使若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内尸，抵今曰夕，夕必夜。至酓只、酓[舟旦]、酓樊及酓赐、酓巨，尽居夷屯。酓巨徙居发渐。至酓辥、酓挚居发渐，酓挚徙居旁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甬及酓严、酓相及酓雪及酓训、酓咢及若敖酓义，皆居乔多。若敖酓义徙居鄀，至焚冒酓帅自鄀徙居焚，至宵敖酓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大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堵敖自福丘徙袭鄀郢，至成王自鄀郢徙袭湫郢，湫郢徙【袭为＝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至庄王徙袭蓝郢，蓝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承之野，承之野【徙居鄢＝徙】袭为郢，至龚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景平王即位，犹居秦溪之上。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美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袭美郢。至献惠王自美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酉澫，酉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司吁。王太子以邦复于湫郢，王自司吁徙蔡，王太子自湫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朋郢复于[虘阝]。王太子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并戈阝]郢。至悼折王犹居朋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鄩郢。
释文解析
季连初降于隈山
季连：清华简整理者指出即楚之先祖季连。《史记·楚世家》称“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今由《楚居》篇观之，《楚世家》所称的“弗能纪其世”显然是不成立的，季连本就是属于殷商晚期时人，此后的世系与迁徙，《楚居》所载，远较《世本》、《楚世家》等更为清晰，这一方面说明了它国记录往往会因传闻和牵合的缘故而失实，另一方面亦可旁证周世系的情况恐与此类似，周之世系本当也是连续的，其上溯时段有效似以夏末商初为宜[②]。而季连，恐也可说是《左传·文公元年》所言“楚国之举，恒在少者”的第一人。
隈山：整理者指出“疑即騩山，《山海经》中有楚先世居騩山之说，《西山经·西次三经》云三危之山‘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郭璞注：‘耆童，老童，颛顼之子’”所言近是，但《西次三经》之騩山所记“神耆童居之”当是系因旧有耆童居騩山之说而衍生的。《楚居》篇中的騩山，即老童所居之騩山，当为大騩之山，又名具茨山，在河南省禹州市、新郑市、新密市三市交界处，为伏牛山之余脉。《山海经·中次七经》：“又东三十里，曰大騩之山，其阴多铁、美玉、青垩。”郭璞注：“今荥阳密县有大騩山，騩因沟水所出，音归。”《国语·郑语》：“若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韦昭注：“騩，山名。”《庄子·徐无鬼》：“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皆即此山。《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密，故国，有大騩山，潩水所出，南至临颍入颍。”《水经注·潩水》：“潩水出河南密县大騩山。大騩即具茨山也。黄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图》于华盖童子，即是山也。”
楚之先人，非仅如《楚居》以季连为始，由其它记载，仍可钩稽出一二更早的渊源，《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黄帝之后，楚有弧父。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见父母。为儿之时，习用弓矢，所射无脱。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逢蒙，逢蒙传于楚琴氏。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当是之时，诸侯相伐，兵刃交错，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琴氏传大魏，大魏传楚三侯[③]。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传至灵王，自称之楚累世，盖以桃弓棘矢而备邻国也。”虽然“弧父”不能确定是否是楚之先人，但“琴氏”显然就是“酓氏”，且可与《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相对应，且老童与祝融是楚人自认之祖，这一点在《左传》、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及新蔡楚简中皆已证实。“大魏”自然就是“大騩”，直接关系到前文的大騩之山。更证之以《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以“熊髡”和《吴越春秋》中所记“琴氏”对应的话，则后羿之时，酓氏一支已然存在，或是相当可能之事。
酓氏一支，累世以善射著称，此点不仅《吴越春秋》之文可见，且已有多位学者论及，这里再做一略述，《左传·昭公十二年》有“昔我先王熊绎，……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杜预注曰：“桃弧棘矢，以御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新序·杂事四》：“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关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知石也。”射石之事，又传为养由基射兕，而养由基百步穿杨及其与白猿的故事，自然更是人尽皆知，《左传·成公十六年》：“潘尫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说苑·权谋》：“（楚）共王猎江渚之野……有狂兕从南方来，正触王左骖，王举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发，兕死车下。”《淮南子·览冥篇》：“蒲苴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高诱注：“蒲苴子，楚人，善戈射者。”善射者以楚人独多，自可证楚人以善射为长。
楚人的“桃弧棘矢”不唯以善射，且兼及“除疾殃”之巫风。《左传·昭公四年》称“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周礼·夏官·方相氏》则有“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类似的文字，又见于蔡邕《独断》：“于是命方相氏黄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常以岁竟十二月从百隶及童儿而时傩，以索宫中驱疫鬼也。桃弧棘矢，土鼓鼓旦，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疾殃。”凡此“熊皮”、“ 时傩”、“ 桃弧棘矢”，无不与楚文化相合。
笪浩波先生在《由楚文化遗存的分布特点看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区域》一文中指出：“我们认为西周早期的楚人为山地民族。理由有二: 一，楚人在自述其先祖时谈到了山。……。二，楚人向周天子提供的贡物为包茅。包茅为山中的一种草，可以滤酒，显然楚人把包茅看得很重，当作贡品送给周王。这也反过来说明楚人生活资源来自山区。山地民族有个特点，即流动性大，在某一地生活的时间相对平原地区而言较短。”[④]由前文可见，在这一论证之中，还可以补入楚人世代善射猎的习俗。更由《楚居》可见，楚先人不仅源出于山，而且每次迁徙之地，也往往都是近水之山地，纵然附近即有平原，也基本不向平原地区发展，这就说明了楚先人的迁徙路线和居地选择是以其狩猎、采集等生活习性为基础的山居特性。因此上说，应该认为早期的楚先人（即始于商代的季连而非仅限于西周时期），确实是山地居民，且正因为山地居民流动性大，故楚君之名，多以所生之地命名，即“酓某”之某多为所生之地。
抵于穴穷
“穴穷”有可能即是新密市尖山乡东北部的神仙洞，是自然的钟乳石溶洞，有着北国第一地表溶洞之称。神仙洞“古称崆山洞，又称‘仙宇灵源’，传说是神仙广成子的居所，轩辕黄帝曾到此向其问道。神仙洞全长5公里，有6个大厅，高处达数十米，大者可容万余人。洞内的石笋、钟乳石、暗河、清泉、溶洞等构成壮丽、奇特的景观。”[⑤]
由路径推测，穴穷也可能是指少陉山，《山海经·中次七经》：“又东四十里，曰少陉之山。……器难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水。”《水经注·济水》：“济水又东，索水注之，水出京县西南嵩渚山，与东关水同源分流，即古旃然水也。其水东北流，器难之水注之。《山海经》曰：少陉之山，器难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侵水。即此水也。其水北流径金亭，又北径京县故城西，入于旃然之水。……黄水又北径高阳亭东，又北至故市县，重泉水注之。水出京城西南少陉山，东北流，又北流径高阳亭西，东北流注于黄水。……黄水又东北至荥泽南。”
前出于乔山
乔山：当即传世文献所称桥山，黄帝所葬之地[⑥]。很可能就是春秋时期的敖山和鄗山，今河南荥阳市的广武山地区。《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师在敖、鄗之间。”杜预注：“荥阳京县东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荥阳县西北。”《水经注·济水》：“济水又东，迳敖山北，《诗》所谓‘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迁也。皇甫谧《帝王世纪》曰：仲丁自亳徙嚣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仓于其中，故亦曰敖仓城也。济水又东，合荥渎，渎首受河水，有石门，谓之为荥口石门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敖仓在郑州荥阳县西十五里，县门之东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秦时置仓于敖山，名敖仓云。”
宅处爰波
爰波：当是指荥泽，先秦时期约在以今郑州市古荥镇为中心的周边十余里地区，今不复存。《尚书·禹贡》：“荥波既猪。……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郑玄云：“今塞为平地，荥阳人犹谓其处为荥泽。”《水经注·济水》：“《晋地道志》曰：济自大伾入河，与河水斗，南泆为荥泽。《尚书》曰：荥波既潴。孔安国曰：荥泽波水已成遏潴。阚骃曰：荥播，泽名也。故吕忱云：播水在荥阳。谓是水也。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以通淮、泗，济水分河东南流。”
逆上汌水
逆上：溯流而上。
汌水：当即旃然之水。旃然者，或即汌之缓读。旃然之水是春秋时期水名，即今河南省荥阳市之索河上游。《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师伐郑，右师城上棘，遂涉颍，次于旃然。”《水经注·济水》：“杜预曰：旃然水出荥阳成皋县，东入汳。《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郑，右师涉颖，次于旃然，即是水也。”《清史稿·地理志·河南》：“荥阳……索水，古旃然水。”
清华简整理者云：“新蔡葛陵简甲三11+24‘……昔我先出自[川阝]追，宅兹[氵疋]（雎）章（漳）’之[川阝]疑与此汌水有关。”所言当是，由雎漳可以推测，新蔡简前文的“[川阝]追”亦当是地名，今以《楚居》对观，则“[川阝]追”似可读为“[川阝]渎”。
见盘庚之子
盘庚：整理者云：“疑即商王盘庚”，甚是。《史记·殷本纪》称：“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盘庚之都，是商史研究的一个关键讨论内容，虽然《史记正义》自《括地志》转引《竹书纪年》言：“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但因不似《纪年》原文，故历来即多有学者怀疑此说，《楚居》的记载，无疑是更有利于《殷本纪》之说的。
自楚先季连以下至鬻熊时期，正是商文化由中商时期的扩张转为晚商时期向东部退守的收缩状态，所以在中原地区，各地方文化势力才得以发展壮大。对于季连而言，这可能是一桩有着明确政治性诉求的联姻关系。传世典籍之中虽有称鬻熊为周文王师的传说，然而武王伐纣，却没有记录表明楚人亦曾参与，由此或可考虑，文王与武王的政治取向差别，就在于文王并不反商，或因此故，鬻熊得为周文王师。而当武王时期，周与商冲突明显时，熊丽却向南土扩张，其不助周的缘故，很可能也正在于季连与妣隹的政治性联姻以及此后楚与殷商的关系。
处于方山
方山：在今河南荥阳市西南，又称浮戏山。《山海经·中次七经》：“又东三十里，曰浮戏之山。有木焉，叶状如樗而赤实，名曰亢木，食之不蛊，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水经注·河水》：“河水又东合汜水，水南出浮戏山，世谓之曰方山也。”《水经注·洧水》：“洧水东流，绥水会焉。水出方山绥溪，即《山海经》所谓浮戏之山。”可证。
以上的这一段简文内容是叙述季连由河南新密具茨山至新密、荥阳之界，再至索水北岸的广武山而居于荥泽地区，复沿旃然之水而上，至荥阳浮戏山见到盘庚之子的过程。所述地理范围正可与《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言“郑，祝融之虚也”对观。《水经注·洧水》：“洧水又东南径郐城南。《世本》曰：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聩，是生六子，孕三年，启其左胁，三人出焉。破其右胁，三人出焉。其四曰莱言，是为郐人，郐人者，郑是也。……《帝王世纪》云：或言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楚先人最初居于新郑地区这一点，之前已有非常多的学者论述过，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女曰妣隹，秉兹率相，詈胄四方
妣隹：盘庚之女孙，名隹。楚先人的居地，往往有荆山、隹水之名，如湖北之荆山与维水、山东之荆山与潍水、安徽之荆山与淮水，此邻于荆山的诸水之名，即源于妣隹之隹。
秉：持。《尚书·君奭》：“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
兹：此。《左传·昭公元年》：“兹心不爽。”注曰：“兹，此也。”《论语·子罕》：“文不在兹乎！”疏曰：“兹，此也。”《尔雅·释诂》：“兹、斯、咨、呰、已，此也。”
率：表率，楷模。《管子·问》：“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
詈：整理者释为“詈”。古文字中，从言从音往往无别，故笔者疑此当是“罯”字，《说文·网部》：“罯，覆也。从网音声。”
季连闻其有甹，从及之盘
甹：整理者云：“聘，媒聘，《说文》作‘娉’”。
从及之：整理者云：“从，追赶；及，追上。”
盘：古有盘谷水，在今河南省巩义市东南。《水经注·洛水》：“洛水又东合杜阳涧水，水出西北杜阳溪，东南径一合坞，东与盘谷水合，乱流东南入洛。……洛水又东北，涧水发南溪石泉，世亦名之为石泉水也。京相璠曰：巩东地名坎欲，在泂水东。疑即此水也。又径盘谷坞东，世又名之曰盘谷水。”
爰生[纟呈]伯、远仲
[纟呈]伯：整理者云：“[纟呈]，《说文》[纟盈]字或体。……《楚世家》‘季连生附沮’《帝系》作‘付祖’，与简文不同。”故笔者认为，很可能《楚居》缺失“附沮”，而传世文献则缺失“[纟呈]伯、远仲”，其间是否不止一世，难以确知。[纟呈]伯，疑即熊盈，《逸周书·作雒篇》“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推测此即楚先人中与殷商关系较亲近的一支，以熊盈族为主，也包括部分的远仲后人，皆随殷商东退。其所经之地，或即传世文献中东方名楚丘、荆山、荆水者。《左传·僖公二年》：“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此楚丘在河南滑县东。《春秋·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杜预注：“在济阴成武县西南。”《水经注·济水》引《竹书纪年》：“元公三年，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丘，取葭密，遂城之。”此楚丘在山东成武县西南。《水经注·潍水》：“潍水又北径平昌县故城东，荆水注之。水出县南荆山阜，东北流径平昌县故城东。……荆水又东北流，注于潍。……其水东北径姑幕县故城东。县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诸侯，随方受之。故薄姑氏之国也。阚骃曰：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作乱，周公灭之，以封太公。是以《地理志》曰：或言薄姑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五：“安丘县……荆水在县南。源出县西南七十里荆山中，东北流经平昌故城东，又东北注于潍水。《三齐略记》：桓公堰浯水南入荆水，灌田数万顷。今尚有余堰及稻田遗畛存焉。又淇水，出淇山，亦流入于荆水。”此荆山荆水在山东安丘市西南，与之前的两个楚丘正构成一条东迁路线而止于山东与商奄、薄姑相邻，似即熊盈族东迁的路线。熊盈族被征讨后，似是分为两支，一支退向北方，一支退向南方。《水经注·湿余水》：“湿余水故渎东径军都县故城南，……又东流，易荆水注之，其水导源西北千蓼泉，亦曰丁蓼水，东南流径郁山西，谓之易荆水。公孙瓒之败于鲍丘也，走保易荆，疑阻此水也。易荆水又东，左合虎眼泉水，出平川，东南流入易荆水。又东南与孤山之水合，水发川左，导源孤山，东南流入易荆水，谓之塔界水。又东径蓟城，又东径昌平县故城南，又谓之昌乎水。”所记之易荆水，在今北京市昌平区，或亦与熊盈族北支有关。《水经注·淮水》：“《郡国志》曰：平阿县有涂山。淮出于荆山之左，当涂之右，奔流二山之间而扬涛北注也。”此荆山在今安徽省怀远县，或即熊盈族南支。
[纟呈]伯之“[纟呈]”可能与《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所记“王师军于京楚”的“京楚”有关。
远仲之“远”即“薳”，又作“蔿”，为楚人常见之氏称。刘信芳先生《〈包山楚简〉中的几支楚公族试析》一文即已指出包山楚简中的远氏即文献中的薳氏[⑧]。《左传·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杨伯峻注：“蔿邑当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或可推知，薳氏之祖远仲即因此而名。
楚之先人，此时似曾在巩义、孟津、洛阳等地区盘桓，相关地名不仅有“盘”、“蔿”、“京楚”，且依《山经》所记，这个地区亦有騩山，《山海经·中次三经》：“又东十里，曰騩山，其上有美枣，其阴有[王雩]琈之玉。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水经注·河水四》：“河水又东，正回之水入焉。水出騩山，疆山东阜也。东流，俗谓之疆川水，与石瓜畴川合。水出西北石涧中，东南流，注于疆水。疆水又东迳疆治铁官东，东北流注于河。”《隋书·地理志》：“大业初改名新安。有冶官。有騩山、强山、缺门山、孝水、涧水、金谷水。”此騩山即黄河南岸河南新安县曹村乡黄北岭。又，《山海经·中次六经》：“又西十里，曰廆山，其阴多[王雩]琈之玉。其西有谷焉，名曰雚谷，其木多柳楮。其中有鸟焉，状如山鸡而长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鸰[要鸟]，其鸣自呼，服之不眯。交觞之水出于阳，而南流于洛；俞随之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谷水。”此騩山即魏山，又名谷口山，在洛阳市西南。
凡此地名，似颇可与下文中楚先人的“游徜徉”相互印证。
游徜徉，先处于京宗
“游徜徉”为溯洛河而上。郑杰祥先生在《夏史初探》一书中言“熊耳山区范围甚广。《山海经·中次四经》云：‘厘山之首，曰鹿蹄之山，……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郭璞注：‘今在上洛县南’，毕沅《集解》云：‘在今陕西洛南县东南。’《尚书·禹贡》云：‘导洛自熊耳’，孔传曰：‘在宜阳之西。’《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卢氏县下班固自注：‘熊耳山在东。伊水出’。《续汉书·郡国志》弘农郡卢氏县条刘昭补注：‘有熊耳山，伊水、清水出。’卢氏县即今河南卢氏县。《水经》云：洛水‘又东北过宜阳县南’，郦道元注：‘洛水之北有熊耳山。’清代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云：‘盖此山盘基甚广，随地异名，故本志在卢氏之东，而郭注《中山经》在上洛之南，郦氏《水经注》在洛水之北，孔氏《书·正义》在宜阳之西，实一山也。’可知熊耳山西起陕西商洛，东达河南宜阳，东西绵亘数百里，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一座名山。”[⑨]由此可知，今洛河南岸山脉，可概言之为熊耳山，且正合于楚先人由河南迁往陕西的路线，则此山名的来源，当与楚先人颇有关系。
京宗：整理者谓“地名，疑与荆山之首景山有关”，恐非。京通荆[⑩]，故《楚居》中所称“京宗”，似即对应传世文献所称“荆山”。此处的“京宗”当在今陕西省蓝田县灞源至商洛市大荆镇间的大荆河源头白石岩地区。《战国策·魏策二·魏惠王死》；“昔王季历葬于楚山之尾，栾水啮其墓。”皇甫谧曰：“楚山一名潏山，鄠县之南山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终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秦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通典·州郡五》：“上洛：汉旧县。有秦岭山、熊耳山、洛水、丹水。有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隐。”《水经注·丹水》：“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一名高猪岭也。丹水东南流，与清池水合，水源东北出清池山，西南流，入于丹水。东南过其县南。县故属京兆，晋分为郡。《地道记》曰：郡在洛上，故以为名。《竹书纪年》，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由以上所见，则秦岭东部及其东南余脉又可叫楚山。这一地区与石泉先生在《楚都丹阳地望新探》一文中提出的“西周早期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11]一说比较接近，但考虑到《楚居》下文的“逆流哉水”只会及于蓝田与商洛交界处诸山，且楚先人是山地居民的特征，故似仍当以与大荆河有关的秦岭之蓝田与商洛交界段的白石岩山区为是。石泉先生在《楚都丹阳地望新探》一文中言“乾隆《一统志》卷192商州山川“清池水”条云：‘在州西。今名荆水。’并举出《水经注》丹水篇中所记清池水（作为丹水东北源之一）西南流入丹水的记载，以为印证；然后又引《（商）州志》所记：‘州北，荆水有二源：曰大荆川、西荆川。南流，合为一。东南径州西北上板桥，与泉水会，谓之水道河。又南，径州西二十里，合于丹水。’后文并列举与荆水相会的几条支流——泉水、岔河口，桃岔河，十九河等，都在荆水以东，自西往东，并行，南入荆水。这反映出在商州以北（稍偏西)，丹江上游的另一主源及其支流中，又存在着以“荆”命名之水——荆水及其两源大荆川及西荆川。”[12]所提及的大荆川，即今大荆河。蓝田与商洛交界段的白石岩山区正为大荆河源头，当即是楚先人所处的京宗。由此看来，在与商人通婚后，楚先人中的远仲一支不久就意识到商人势力正在衰落，于是开始寻求其它发展可能。
《史记•周本纪》：“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索隐：“荆者，楚之旧号。”季历为文王父，故由此记载可以推知，在楚先人远仲之时，荆楚已迁徙至蓝田与商洛交界段的白石岩山区，故周之太伯、虞仲可以“亡如荆蛮”，而这个举措，与周人的东进战略亦当颇有关联。
穴酓迟徙于京宗
穴酓：整理者指出“穴酓即穴熊，亦即鬻熊。”穴熊为谁人之子，《楚居》所记似不清晰，《史记·楚世家》：“附沮生穴熊”，若所记不误的话，则季连至鬻熊间，或非止一世，此点前文已言。穴熊之“穴”，似当也是地名，或即指巩穴，在今河南巩义市地区，《水经注·河水五》：“《尔雅》曰：鳝，鲔也。出巩穴，三月则上渡龙门，得渡为龙矣，否则，点额而还。……县北有山临河，谓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谓之巩穴，言潜通淮浦，北达于河。直穴有渚，谓之鲔渚。成公子安《大河赋》曰：鱣鲤王鲔，春暮来游。《周礼》春荐鲔。然非时及他处则无。故河自鲔穴已上，又兼鲔称。《吕氏春秋》称武王伐纣至鲔水，纣使胶鬲候周师，即是处矣。”鬻熊之后有鬻氏，《世本八种·秦嘉谟辑补本》：“鬻氏，祝融之后，周文王师鬻熊，受封于楚，著书称《鬻子》，鬻拳其后。”
《路史·国名纪》引《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楚居》中的京宗，正对应传世文献中的丹阳。而由鬻熊为文王师可知，此丹阳往来于西周甚便，此盖由渭水之故。这时，正是晚商的商文化中心东移时期，其对陕西河南地区的控制皆有所衰弱，故周人崛起，而楚先人的选择，也正是与新崛起的势力相接触。
迟：迟徙相对于前面的先徙而言。《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楚辞·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迟，晚也。”
爰得妣列，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
妣列：鬻熊之妻，名列[13]。
哉水：哉通兹[14]，故哉水即古之兹水，今名灞河，发源于蓝田县霸塬乡秦岭北坡。《汉书·地理志》：“霸水亦出蓝田谷，北入渭。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水经注·渭水》：“渭水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为霸水，以显霸功。水出蓝田县南蓝田谷。所谓多玉者也。”
聂耳：或是指任姓后裔之一。《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又作聂耳之国，《山海经·海外北经》：“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耳。悬居赤水中[15]，及水所出入奇物。两虎在其东。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赤水即陕西赤水河，古又称竹水，《水经注·渭水》：“渭水又东与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北径媚加谷，历广乡原东，俗谓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渭南县志》载：“赤水河，为渭南、华县界河。源于秦岭箭峪岭，……穿赤水镇北流至念头村东入渭河。……实缘秦岭北麓有铁矿成分，故水呈赤色。”[16]邓林也即桃林。《水经注·河水四》：“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广圆三百里。武王伐纣，天下既定，王巡岳渎，放马华阳，散牛桃林，即此处也。”《史记·孝武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湖水原出虢州湖城县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可知聂耳之国原即处于今陕西渭南、华县地区，夸父山与桃林塞皆在其东。鬻熊娶于任姓聂耳之国，而周文王之母也是任姓[17]，《周本纪》更言“太伯、虞仲……亡如荆蛮”，由此看来，楚先鬻熊之为文王师，与此诸因素恐不无关系。
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
侸叔一支疑为楚先人中更往西迁的一支，今陕西及其以西地区，往往有和楚人相关的地名，或即迁徙所留。《尚书·禹贡》：“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汉书·地理志》：“褱德，《禹贡》北条荆山在南，下有强梁原。”《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禹铸鼎于荆山，在冯翊怀德之南，今其下有荆渠也。”《元和郡县志》：“富平县……荆山，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岐山东。《禹贡》云：‘荆、岐既旅’，是也。”可见今陕西富平有荆山，而渭水之北的古沮水，也正流经富平。《山海经·西次二经》：“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数历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其木多杻橿，其鸟多鹦鹉。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其中多白珠。”此楚水，即今宝鸡北部的金陵河[18]，《元丰九域志》卷三：“凤翔府，……次畿，虢，……有楚山。”此楚山即金陵河岸之山，推测因吴太伯奔荆蛮，二者关系非常，故楚先人侸叔的这一支得经富平沿渭水北岸迁至太伯始封的吴地[19]。《逸周书·王会》：“数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所言数楚，盖即数历之山的楚人，其所言每牛，又见于《西山经》之黄山，《山海经·西山经》：“黄山，无草木，多竹箭。盼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玉。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苍黑大目，其名曰[敏牛]。有鸟焉，其状如鸮，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鹦鹉。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是錞于西海，无草木，多玉。凄水出焉，西流注于海。”黄山在今甘肃岷县东，山中的[敏牛]即数楚所贡之每牛，而黄山西二百五十古里有騩山，再于《山海经·西次三经》：“三危之山，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锺磬。其下多积蛇。……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可见三危之西，又有騩山，而此騩山之西七百四十古里的“翼望之山”山名与河南省南阳市的《中次十一经》荆山之首“翼望之山”全同，故推测此西部的荆山、沮水、楚山、楚水、騩山、翼望山等即是楚先人侸叔一支由富平沿渭水而下，至于吴山地区，更西至渭源，更西至于青海的西迁过程中所遗留的地名。
（侸叔，当是因居于郖地而得名，郖津，古渡口名。黄河在河南与山西之间的渡口。隋末置郖津关，唐废关置津，俗称郖津渡。在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北。）
丽季：整理者指出即“下文之丽，《楚世家》云鬻熊‘其子曰熊丽’”。由前文的分析来推测，熊丽之“丽”当也是地名，很可能就是指丽山，又作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吕氏春秋·疑似》：“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即此山。丽山之西南有磈山，盖即今柞水县四方山，《水經注·渭水三》：“西川上承磈山之斫槃谷，次东有苦谷，二水合而东北流，径风凉原西。《关中图》曰：丽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风凉原，在磈山之阴，雍州之福地。即是原也。”可见这一地区亦与楚人密切相关。
熊丽可讨于睢山,则其所居，似不宜远在骊山。《通典》卷一七七南阳郡“内乡”县原注：“本楚之丹邑，有丹水、淅水。”内乡县地区，还有荆山，《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东流注于济（淯）；贶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汉。”周光林、郭云进先生的《楚丹阳地望新探》一文指出“在《中次十一经》中，《山海经》的作者。把荆山与翼望山、湍水三者紧紧联系在一起，则三者之间当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湍水即今之湍河，发源于内乡境，……翼望山，今名李青垛，在内乡县城东北59.2公里处，属内乡、嵩县两县界山，……湍河即源于此，……在今内乡县赤眉乡鱼贯村湍河岸边，刚好有一座荆山，又称大荆山。……附近还有‘荆沟’等以荆为名的地名，其北距李青垛山（翼望山）不远，又在湍河岸边，与《山海经》记载基本相符。熊绎不仅‘辟在荆山’，而且还‘居丹阳’。知荆山与丹阳相距不远，甚至相互重合。在今内乡赤眉乡荆山以西，紧邻西峡县丹水镇（位于西峡县城东南2l公里）及阳城乡（位于西峡县城东稍偏南19.3公里）一带刚好也有一条丹水河，属湍河支流，……丹水河之北亦可称之为丹阳，其东与湍河岸边的荆山相距只有二三十里。与文献记载亦可相互印证。”[20]所述颇详，唯以熊绎所居，由《楚居》篇看来，似为可商。此河南内乡、嵩县交界处荆山之首翼望山，或即为熊丽所居。
《墨子·非攻下》有“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历来学者多解“睢山”为雎水所出之山，实误。睢山当即维山，又作淮山，为维水所出之山。《汉书·地理志》：“房陵，淮山，淮水所出，东至中庐入沔。”《水经注·沔水》：“（沔水）又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县，即春秋庐戎之国也。县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其水东流百四十里，径城南……候水诸蛮，北遏是水，南壅维川，以周田溉，下流入沔。”此《汉书》所记之淮山、淮水，即《水经注》中之维山、维水，山即熊丽所讨的睢山。可知熊丽很可能就是居于河南内乡之丹阳，而曾探索至湖北汉水南岸地区的睢山。
“从行”即纵行，《楚居》文中指顺产。
“溃自胁出”即所谓“胁生”，或称“腹生”，此类传说，世界各文明皆有，实即今所谓剖腹产，古代常以此种传说来衬托所生之子的命贵。推测《楚居》中这个传说实际上是熊丽向南方扩张楚势力的史载之讹变，《墨子·非攻下》的“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或即是此事的史载。其所以言“讨”而不言“居”，似正是说明当时睢山并非熊丽的势力范围。
熊丽为楚祭祀中的先公之始，故下文言“抵今曰楚人”，其时正当周武王时期，是可知楚祖侸叔、熊丽都没有参与周与商的冲突，而是选择了在商周冲突时向外迁居。虽然有鬻熊为文王师的说法，但楚先人的两支都并未扮演协助周人的角色。
妣列宾于天，巫[并戈]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
宾于天：整理者指出“是死的婉称”，也就是说妣列因熊丽的胁出而亡故。
巫[并戈]：[并戈]当是巫者之名。
赅其胁以楚：整理者指出“此句意为用荆条将妣疠之胁缠包复合”。《说文·林部》：“楚，丛木。一名荆也。”
抵今曰楚人：这里是“楚人”名称的一种溯源性传说解释，类似的名称溯源性说解，多为民间晚出附会之说。
至酓狂亦居京宗
酓狂：整理者指出“酓狂，《楚世家》作‘熊狂’：‘熊丽生熊狂。’”，熊狂之“狂”，或即是源自湍水支流黄水。《汉书·地理志》：“析，黄水出黄谷，鞠水出析谷，俱东至郦入湍水。”《水经注·丹水》：“黄水北出芬山黄谷，南径丹水县，南注丹水。”二书所记内容虽有不同，要之在今湍河和丹江之间，有一水名黄水，且此地已颇近于丹淅之会的丹阳。
京宗：这里的京宗，即是传世文献中指为丹淅之会的丹阳。《史记·韩世家》：“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索隐》云：“故楚都，在今均州。”同一事件又见于《秦本纪》、《楚世家》、《张仪列传》,而《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有：“楚怀王怨前秦败楚于丹阳而韩不救，乃以兵围韩雍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索隐：“二水名。谓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丹水﹑淅水皆县名，在弘农，所谓丹阳﹑淅。”若推测不误，则熊狂时已徙居丹淅之会。
至酓绎与屈紃
酓绎：《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此荆山即下文夷屯相邻之山。《山海经·中次八经》：“（景山）东北百里，曰荆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其中多犛牛，多豹虎，其木多松柏，其草多竹，多橘櫾。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雎。”《水经注·漳水》：“漳水出临沮县东荆山，东南过蓼亭，又东过章乡南，荆山在景山东百余里，新城沶乡县界。虽群峰竞举，而荆山独秀。”皆即此地。
《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可知熊绎于周成王、周康王时期臣属于周室。但当时周人对楚的待遇很低，且不与盟，不盟则无援，故楚人对此诸事甚是介怀。
屈紃：整理者云：“此人与楚武王后裔屈氏无关”。其说或当有存疑之处，屈氏是否确为楚武王后裔，此点实于先秦文献无一可证，故不排除是后世误传的可能。且人因地名，地因人名等情况，都是存在的。今由《楚居》篇看来，楚之屈氏，出自屈紃似更为可能。
使若嗌卜徙于夷屯
若嗌：鄀氏之卜者，名嗌。整理者以为“鄀人先祖”，似不甚明确。楚先人南迁夷屯，由水路而入则必经于鄀，故使鄀嗌卜徙。
夷屯：陈伟先生《读清华简〈楚居〉札记》云：“包山简“屯”指楚王陵园。夷屯恐即夷陵。”当是。此夷陵似是指《山海经·中次八经》之荆山地区，《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可证。夷水，即古鄢水，亦名蛮水，今之蛮河，源出湖北保康县，曰深溪河，东流经南漳、宜城二县，注于汉水。《左传·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杜注：“鄢水，顺襄阳宜城县入汉。”《水经注·沔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夷水，蛮水也。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东南径罗川城，故罗国也。又谓之鄢水，《春秋》所谓楚人伐罗渡鄢者也。”故推测此山本因夷水而名夷陵，与荆山相邻，故《左传·昭公十二年》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语。李学勤先生曾在《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一文中根据京师畯尊所记“王涉汉伐楚”与传世材料相印证，指出“不管成王时所封熊绎的丹阳是不是丹淅一带，昭王时的楚都只能是在汉南了”[21]，今《楚居》篇所记，再此证明了这个观点。可知熊绎虽被封于丹阳，但因居地不利，故迁于夷屯（荆山）地区。
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
梗室：御灾曰梗，故推测梗室即专门用于御捍恶之未至的建筑。《周礼·天官冢宰·女祝》：“女祝：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祷祠之事。掌以时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郑玄注：“内祭祀，六宫之中灶、门户。祷，疾病求瘳也。祠，报福。”疏言：“云‘掌以时招梗禬禳’者，此四事并非常求福去殃之事。云以时者，谓随其事时，不必要在四时也。云招者，招取善祥。梗者，御捍恶之未至。禬者，除去见在之灾。禳者，推却见在之变异。此四者皆与人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
鄀人：整理者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晋伐鄀’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铜器有上鄀和下鄀，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上鄀公瑚。本篇中的‘鄀’当是商密之鄀。”所说似不确。《楚居》篇中的鄀，皆当是湖北宜城之鄀。《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东五里，即楚国故昭王徙都鄀城也。”地在今宜城县与钟祥县界，汉水与蛮河交汇处。
之所以当是湖北之鄀，是因为，如果是河南之鄀的话，前文楚人由丹淅之会迁往汉水以南，并不经由此鄀地，无由“使若嗌卜”，更没有已迁后又跋山涉水返回鄀地“窃鄀人之犝以祭”的道理，这些都应该表明《楚居》篇中之鄀，当是楚人迁往夷屯时所经过之地，而湖北之鄀，楚人迁于夷屯后，只需顺流而下即至，往来显然是非常便利的。《楚居》下文，又记若敖徙于鄀，则可知此鄀当是在若敖已成为楚人之邑，而《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有“秋，秦、晋伐鄀。”则是彼时河南之鄀犹存，故可知若敖所徙势必为湖北之鄀。《左传·宣公四年》记载：“初，若敖娶于郧，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郧，淫于郧子之女，生子文焉，郧夫人使弃诸梦中。”湖北之鄀近于郧，此亦可见若敖所徙当是湖北之鄀。《左传·哀公十七年》：“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所胜诸国的分布范围正环绕湖北之鄀，故可以知道楚之所胜多半是因为观丁父很熟悉诸国国情的缘故。所以，由以上的内容看来，《楚居》篇中之鄀，当以湖北之鄀为是。
犝：整理者指出“《尔雅·释畜》有‘犝牛’，注：‘今无角牛’，疏云‘犝牛者，无角牛名也。《易》云童牛之牿是也’”。此“犝”当即指无角牦牛，今青藏地区仍有，藏语称“阿约勒”，《山海经·中次八经》：“荆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其中多犛牛。”郭璞注：“旄牛属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此荆山与夷屯相邻，前文已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冉駹夷者，……有旄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毦。”清代周蔼联《竺国纪游》：“又有一种无角牦牛，番人呼为哑，又名毛葫卢。”[22]这样看来，楚先人不仅是擅长射猎，而且是顺手牵牛的高手。当然，所记窃牛之说，本是为了解释下文的“夕必夜”的缘故，因此多半是民间传说，未见得是史实如此，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楚先人实力似犹弱于鄀。
惧其主，夜而内尸，抵今曰夕，夕必夜。
此段文字，陈伟先生《清华简〈楚居〉“楩室”故事小考》一文有详细分析，可参考。[23]
至酓只、酓[舟旦]、酓樊及酓赐、酓巨，尽居夷屯。酓巨徙居发渐。
酓只：整理者云：“酓只，《楚世家》：‘熊绎生熊艾’，楚文字‘只’作‘只’，隶书‘艾’形体与之接近，《史记》疑有讹误。”熊只约当周昭王时期。《左传·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霸，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其所记述的，就是齐以周昭王南征不复等为口实，对楚国的责问。《墙盘》铭文云：“弘鲁昭王，广惩楚荆，唯奂南行。”《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纪年》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太平御览》卷八七四咎微部引《纪年》曰：“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吕氏春秋·音初》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辛馀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于汉中。辛馀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楚辞·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王逸《楚辞章句》云：“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于楚，楚人沉之，而遂不还也。”《史记·周本纪》：“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凡此内容，皆可证楚人南迁之后，周昭王对于楚国的征伐，虽然周昭王最终丧师而崩陨，但周人连续的征伐也压制得楚人四世不振，所以“尽居夷屯”，未能有所发展。
酓[舟旦]：整理者云：“《楚世家》：‘熊艾生熊[黑旦]’索隐：‘一作黮。[黑旦]音但，与亶同字，亦作亶。’熊亶见《汉书·古今人表》”。熊亶约当周穆王时期，《艺文类聚》卷九引《竹书纪年》：“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至于九江，比鼋鼍为梁。”唐写本《修文殿御览》残卷引《纪年》曰：“穆王南征，君子为鹤，小人为飞鸮。”《太平御览》卷八十五引《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鹄，小人为虫为沙。”可见继周昭王之后，周穆王也仍未放弃对楚的征伐。
酓樊：整理者云：“《汉书·古今人表》作‘熊盘’，樊与盘皆唇音元部字。《楚世家》作‘熊胜’，疑是‘般’（盘）字讹误。”熊樊约当周共王、周懿王时期，
及：整理者云：“简文中特指兄终弟及，连接同一辈之先公或先王。”
酓赐：整理者云：“《汉书·古今人表》：‘楚熊锡，盘子。’《楚世家》：‘熊胜以弟熊杨为后。’‘易’与‘昜’隶书形体接近，传写讹误，但《楚世家》以熊杨与熊胜为兄弟相及，则与简文相合。”熊赐约当周懿王、周孝王、周夷王时期。《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八引《史记》曰：“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初学记》卷二天部下引《纪年》云：“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可见至于熊赐时期，楚人可能因受恶劣的气候等因素影响，仍未能有所发展。
酓巨：整理者云：“熊赐之子，《楚世家》作‘熊渠’”。熊渠约当周夷王、周厉王时期。《楚世家》：“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庸，在湖北西北部竹山县[24]。杨粤，约在今湖北省中部潜江扬水地区[25]。可知当时楚人得以有机会向西北和东南部发展。其发展似是先伐庸，而后东迁至发渐。继之伐杨粤，然后伐鄂。但显然所封三子恐怕未见得即是封于已保有之地，而很可能是遥封，即封于欲得之地。显然，熊渠虽伐庸，但未能灭庸，那么后面的杨粤、鄂，恐怕也都是未获之地，以此故，推测三子的句亶王、鄂王、越章王完全可能仅是头衔而已。
前文已经提到，《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有“楚三侯，所谓句亶、鄂、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的内容，下面逐一加以分析。
长子康为句亶王，后称麋侯，赵逵夫先生《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文中认为“今郧县以东有一个地方，春秋时叫‘句澨’…… 句亶王的‘句’也就是‘句澨’的‘句’……‘麋’当是‘麇’字之误”[26]。《太平御览》卷一六八引《十道志》：“郧乡，古麇国也。”由这些内容看来，句亶王似当是被封于武当山脉地区，遏制居今湖北竹山县地区的庸国。熊康之后有无康氏，《世本八种·秦嘉谟辑补本》：“无庸氏，楚熊渠生无庸，因氏焉。”
中子红为鄂王，后称翼侯。“鄂”即今湖北鄂州市地区，“翼”或是指翼际山地区，《水经注·江水》：“江水又东径鲁山南，古翼际山也。《地说》曰：汉与江合于衡北翼际山旁者也。山上有吴江夏太守陆涣所治城，盖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也。”《中国名胜词典 湖北、湖南分册》：“龟山：古名翼际山，又名大别山，鲁山。在湖北武汉市汉阳城北。”则鄂王似即被封于今武汉市至鄂州市地区。
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后称魏侯。《大戴礼记·帝系》“越”字作“戚”,《史记索隐》引《世本》越字作“就”，“戚”与“就”音通，疑当即楚地“湫”，刘彬徽、何浩先生认为“菽与椒可通假，椒又可通湫。楚有以‘湫’为名之地。《左传》庄公十九年载：楚文王‘败黄师于踖陵，还及湫。’杜注：‘南郡鄀县东南有湫城。’可知湫城是在今钟祥县北偏西的汉水东岸。”[27]则越章王本当为“戚章王”。《史记·货殖列传》载“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章山在荆州长林县东北六十里，今汉水附章山之东。”。《汉书·地理志》；“竟陵，章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是汉之竟陵东北有章山，那么戚章王就当是指封于钟祥县地区，遏制居于扬水地区的杨粤。
发渐：似即清发。春秋时期有清发水，即今湖北省安陆市境内涢水。《左传·定公四年》：“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水经注·涢水》：“随水又西南，至安陆县故城西，入于涢，故郧城也。因冈为墉，峻不假筑。涢水又南径石岩山北。昔张昌作乱，于其下笼彩凤以惑众。晋太安二年，镇南将军刘弘遣牙门皮初与张昌战于清水，昌败，追斩于江涘。即《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吴败楚于柏举，从之，及于清发，盖涢水兼清水之目矣。”熊渠所迁的“发渐”疑是指清发水源头的大洪山地区，《水经注·涢水》所记“涢水出县东南大洪山，山在随郡之西南，竟陵之东北，盘基所跨，广圆百余里。峰曰悬钩，处平原众阜之中，为诸岭之秀……涢水出于其阴。初流浅狭，远乃广厚，可以浮舟袱巨川矣。时人以损水所导，故亦谓之为涢山矣。涢水东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东北流注于涢，谓之小涢水。而乱流东北，径上唐县故城南。本蔡阳之上唐乡，旧唐侯国。《春秋》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两肃霜马，子常欲之，弗与，止之三年，唐人窃马而献之，子常归唐侯是也。涢水又东，均水注之，水出大洪山，东北流径土山北，又东北流入于溃水。涢水又屈而东南流。东南过随县西，县故随国矣。《春秋左传》所谓汉东之国，随为大者也。楚灭之以为县。”即此山。
可能于熊渠之时被灭的方国则有聃，又作那处[28]，在今钟祥县西北，何浩先生在《楚灭国研究》中指出“从楚国的史实考察，周幽王九年之前，一是熊渠时曾一度向西、向东南出击，旋因畏惧周厉王伐楚而有所收敛，一是熊咢、若敖时由荆山发展至汉西平原地区。聃之灭，大致不外乎这两个时期。”[29]下文将论述到熊咢、若敖时期以防卫周室的进攻为主，恐无暇出击灭聃，因此聃之被灭很可能就在熊渠伐杨粤并封戚章王时。
至酓辥、酓挚居发渐。
酓辥：整理者指出“当即《楚世家》熊渠长子康，又称毋康。《史记》所言熊渠、毋康（康）、挚红（红）、熊延之间的关系混乱，历来纷纭莫辨。索隐：‘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长子挚有疾，少子熊延立。’熊翔即熊康，亦即简文之酓辥。翔、康、辥古音并近，翔、康为阳部字，辥为月部字，阳、月通转，参看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第三七三页）。熊康并非早死不得立。谯周说是。”所说与《楚居》合，不过《史记·楚世家》前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后称“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若是，则周厉王在位期间，楚人经历了前后四代人的更迭，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时间上未免过于促狭[30]，以此故，歧说或并非无由。从《楚居》篇看来，熊康与熊挚皆曾即位，继此可以推测，熊挚或在即位后才得了恶疾，因而自窜于夔，而熊延只是代立，并未如《楚世家》所言是“弑而代立”，否则，若是熊延弑熊挚篡位的话，不唯“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难以理解，而且楚与夔当为世仇，恐无应对楚之责问的必要。
酓挚：整理者云：“熊渠之孙，熊毋康之子。《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杜预注：‘熊挚，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别封为夔子。’《楚世家》名之为熊挚红，以为熊渠之子，误。”相关问题，前文已言。
酓挚徙居旁屽。
酓挚：《史记·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集解》云：“《九州岛记》曰：‘鄂，今武昌。’”《正义》曰：“《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由此可知，熊渠封熊挚为鄂王，鄂在今湖北鄂州地区。
旁屽：屽，《集韵》：“鱼旰切，音岸。义同。”《正字通》：“岸字之讹。”其地似当为春秋之防渚，今湖北房县地区，《左传·文公十一年》：“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通典·州郡五》：“房州：今理房陵县。古麇、庸二国之地。麇音君。春秋楚子败麇师于防渚，即此地也。战国时楚地。秦灭赵，徙赵王迁于此。其地四塞险固。”又，《左传·文公十六年》：“（楚）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杜预注：“方城，庸地，上庸县东方城亭。”《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县东南四十一里。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为方城，即此山也。”此方城之地亦在房县、竹山县之间。庸国在湖北竹山县，麇国在湖北郧县西[31]，房县正在必经之路上，推测自熊渠伐庸后，房县即一度为楚所据有，所以熊挚才能由房县地区自窜于夔（秭归）。《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杜预注：“夔，楚同姓国。今建平秭归县。”由此或可认为，自熊渠短暂的扩张之后，楚的势力并未得到太多的加强，至熊挚实际上是退回荆山地区了。这一点，于传世文献亦可有所印证，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史记·楚世家》：“（楚文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等等，皆可以说明此前的熊渠所伐诸地，都只是短暂的进攻，并没有使各地区真正成为楚的势力范围，否则以丹阳至于东鄂的偌大地域，将足以与周王室相抗衡，恐无需言“土不过同”，也无需至楚文王时才是“楚亦始大”了。
“旁屽”的命名方式类似于“长岸”等，《春秋·昭公十七年》：“楚人及吴战于长岸。”
至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
乔多之“多”，读为沱[32]，《诗经·召南·江有汜》：“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高亨注：“小水入于大水叫做沱。”乔多即荆山东北的骄山地区。《山海经·中次八经》：“（荆山）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松柏，多桃枝钩端。神鼍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恒游于雎漳之渊，出入有光。……骄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瘗婴毛一璧。”《唐文拾遗•唐将仕郎张君墓志铭（并序）》：“漾池东鹜，骄山南拒。烛乘埋随，连城碎楚。”可知骄山在荆山东北，襄阳市南部，与邓国隔江相望。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迁徙成为了楚人由山地到平原化的转折点，也是楚人发展壮大的始点。
至酓甬及酓严、酓相及酓雪及酓训、酓咢及若敖酓义，皆居乔多。
整理者云：“酓甬及酓严，即《楚世家》之‘熊勇’和‘熊严’《楚世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后。熊严十年卒。’《国语·郑语》韦昭注：‘熊严，楚子鬻熊之后十世也。’酓相及酓雪及酓训，即《楚世家》之‘熊霜’、‘熊雪’和‘熊徇’兄弟三人。《楚世家》：‘熊严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二十二年，熊徇卒。’”
叔堪可避难于濮，可见乔多当接近于濮，《左传·文公十六年》：“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选即万[33]，故此选地，当即襄阳市的万山地区，《后汉书·郡国志》注引《襄阳耆旧传》曰：“县西九里有万山，父老传云交甫所见游女处，此山之下曲隈是也。”《水经注·沔水》：“沔水又东径万山北，……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部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万山之异名也。”此山又名曼山，《初学记》卷七引蔡邕《汉津赋》：“过曼山以左回兮，旋襄阳而南萦；切大别之东山兮，与江湘乎通灵。”襄阳为通往申、息的咽喉要道，屯兵万山则扼制襄阳，所以才会说“申、息之北门不启”，因此可知百濮约散居于今襄阳市西北的汉水中游地区[34]。更由下文“若敖熊仪徙居鄀”，可知乔多又当去鄀不甚远。前文推测乔多当读为“骄沱”，地在今襄阳市南，正符合这样的条件。
熊甬之名甬，或与《左传》所记“阎敖游涌而逸”的涌水有关。熊相之名相，或与汉水支流襄水有关。《水经注·沔水》：“一水东南出。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水当即襄水也。”
整理者云：“据《楚居》文例可知熊咢与熊仪是兄弟关系”。
《国语·郑语》：“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紃是立，薳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芈姓之夔，自然即是指熊挚；蛮芈即《楚世家》的叔堪（《郑语》叔熊），叔堪的逃难于濮，也为楚后来的启濮埋下伏笔。《诗经·小雅·采芑》：“蠢尔荆蛮，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毛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将其与《楚世家》互观，或可推知，熊霜之亡，与周人伐楚之战，恐不无关联，因此才出现诸弟争立的情况，且薳氏也有参与，而最终季紃得立。从季连、季丽、季紃等人的情况不难看出，《左传·昭公十三年》所言“羋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确实不虚。再联系《诗经·大雅·崧高》：“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的诗句，申伯受封的南阳[35]，正是临于楚人北上之要冲，而自熊勇至若敖熊仪居乔多，也是据守于诸水之汇的必争之路，这似乎正是因为周王每每顺流而下征伐荆楚的缘故。
《潜夫论·志氏姓》：“芈姓之裔熊严，成王封之于楚，是谓粥熊，又号粥子[36]。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紃嗣为荆子，或封于夔，或封于越。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灭。公族有楚季氏、列宗氏、斗强氏、良臣氏、斗耆氏[37]、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子季氏、阳氏、无钩氏、蒍氏、善氏、阳氏、昭氏、景氏、严氏、婴齐氏、来氏、来纤氏、即氏、申氏、訋氏、沈氏、贺氏、咸氏、吉白氏、伍氏、沈瀸氏、余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午氏、子西氏、王孙、田公氏、舒坚氏、鲁阳氏、黑肱氏，皆芈姓也。”所列的楚氏即有见于《楚居》篇者。
若敖酓义徙居鄀。
整理者云：“据若嚣酓义（仪）徙居箬，焚冒酓帅自箬徙居焚，宵嚣酓鹿自焚徙居宵，可知箬、焚、宵皆为楚先公所徙居之地。”《左传•昭公十三年》：“葬子干于訾，实訾敖。”杨伯峻先生注：“楚君王之无谥者，多以葬地冠敖字，如《楚世家》有杜敖，僖二十八年《传》有若敖、昭二年《传》有郏敖。”可知若敖葬于鄀，即今蛮河与汉水交汇地区。这一命名方式，当也可以说明诸敖所葬之地，皆为楚之大邑。
当周幽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或叛。若敖十八年，郑桓公谋迁，问于史伯，依《国语·郑语》所记，当郑桓公问“南方不可乎？”之时，史伯答之以“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逼也。……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是楚之兴，为时人所见。而彼时周室已衰，其势不足以迫楚，乔多因此也就不再是需要固守之地。若敖在此时迁于鄀，且“娶于郧”,确保了对整个汉水中下游地区的控制，其战略发展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史记·楚世家》：“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此后，楚国就得以启动其开疆拓土的行动了。湖北之鄀，当即是被若敖熊仪灭于这个时期，《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这个记载，即说明后来作为楚都鄀郢的鄀，确实是自若敖时期即已属楚。故若敖得以迁至此地。
至焚冒酓帅自鄀徙居焚。
焚冒：整理者云：“焚冒，焚字古书多异写，或作‘蚡’（《楚世家》），或作‘羒’（《史记索隐》引古本），或作‘棼’（《战国策·楚策》），或作‘蚠’（《郑语》、《古今人表》等。焚、蚡、羒、棼、蚠皆同音）。酓帅，‘帅’字形近西周金文录伯簋，参看《金文编》（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第五四八-五四九页）。《国语·郑语》：‘及平王末，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韦昭注：‘蚡冒，楚季紃之孙，若敖之子熊率。’帅与率同音相通。”
《左传·宣公十二年》：“训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皆以若敖、蚡冒连称，与《楚居》合，当是。
焚冒之“焚”当与粉水有关，粉水入汉水处名粉口，在今湖北谷城县地区，故推测此‘焚’或即在谷城县地区。《水经注·粉水》：“粉水出房陵县，东流过郢邑南。……又东过谷邑南，东入于沔。粉水至筑阳县西而下注于沔水，谓之粉口。粉水旁有文将军冢，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修丽。”在蚡冒时期，有个谷国也处于这个地区，是楚地已直接与谷国接壤。这个谷国，在此后的楚武王时期即被伐灭。《春秋·桓公七年》记：“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而次年，《史记·楚世家》：“三十七年，……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百濮散居，并不足以为患，可见楚武王的“开濮地而有之”的行为很可能当即是针对谷伯的。此后，再到楚武王三十八年，《左传·桓公九年》记：“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则此时谷国很可能已被楚国伐灭，所以巴子通邓才会有求于楚。再往后，《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已未见有谷国参与。至《左传·桓公十二年》：“楚伐绞，军其南门。”楚能直接伐绞，可见此时的谷城地区，必已是楚人领土。由以上可见，谷国很可能是被灭于楚武王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间。
《国语·郑语》：“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这正是当时周室东迁之后的四方形势。《左传·文公十六年》“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百濮此时大致在襄阳市东北的汉水中游地区，所居之地合言隰，则陉隰似当是指武当山东部延至汉水南岸这一地区。蚡冒能开拓此地区，也说明了楚人此时已基本脱离山居环境而较适应平原和湿地了。而估计随蚡冒之始启濮、楚武王之开濮地而有之，即迫使百濮北迁分散于襄阳市以北的汉水北部，谷城至枣阳之间的诸水流域了。
《韩非子》有“楚厉王”，学者多以为即蚡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楚厉王有警，为鼓以与百姓为戍。饮酒醉，过而击之也，民大惊。使人止曰：‘吾醉而与左右戏，过击之也。’民皆罢。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而民信之。”又，《韩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及厉王薨，武王即位……武王薨，文王即位。”所记世系与《楚世家》合，可见在战国末期，即已有此讹传[38]。而蚡冒之名“楚厉王”，似与周厉王之又名汾王类似。
蚡冒名熊帅，传世文献记为熊率，其后有熊率氏，《世本八种》记有秦嘉谟云：“左氏桓六年《传》有熊率且比，似以其名为氏。”
至宵敖酓鹿自焚徙居宵。
整理者云：“宵敖熊鹿，《楚世家》作‘霄敖熊坎’。包山二四六号简‘举祷荆王自熊鹿以就武王。’熊鹿即霄敖，《楚世家》《古今人表》等并以为霄敖是若敖之子，蚡冒之父，误。据本篇简文，可知世系是若敖—蚡冒—宵敖。”
宵：程少轩先生认为“宵”地有可能就是秦汉简中多次出现的“销”。周振鹤先生《秦代汉初的销县》一文指出“按照销北至鄢184里，南至江陵240里的标志，我们大概可以将销县定位于今湖北的荆门市北面的石桥驿与南桥之间。”[39]当即此地。若此宵地不误，那么比较若敖、蚡冒之徙，则此宵敖之徙，也当是灭宵而后徙居于此，则可知宵地大致为宵敖时期楚疆之南界。
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
酓达之“达”字从孟蓬生先生释[40]。
“焉始”二字后原有约五字的阙文，推测或是“称王，祭祀致”五字，全句为“焉始称王，祭祀致福”。“祭祀致福”之说，先秦习见，如《周礼·天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周礼·春官·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于国。”《周礼·春官·家宗人》：“凡祭祀致福，国有大故，则令祷祠。”《周礼·夏官·祭仆》：“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大”字整理者原释为“免”，苏建洲先生指出当为“大”。楚武王名熊达或与此“大”地有关。
整理者云：“渭，读为溃，毁坏。《国语·周语上》：‘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疆浧，最初可能是泽名，经武王时治理而成居人之地，遂为地名。疆郢是免郢扩建的一部分，浑言之，疆郢、免郢无别，析言之，二者有先后大小之别。‘浧’字见于《玉篇·水部》：‘浧，泥也，淀也。’波，读为陂。《诗·泽陂》毛传：‘陂，泽障也。’宇人，使人居住，《诗·绵》传：‘宇，居也。’”所说当是。
整理者云：“《世本·居篇》：‘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楚自武王之后，王居多称郢，与武王居疆浧有关，‘浧’在楚简中大都读为盈，疆浧之‘浧’最初可能是一种地貌特征。疆浧成为王居之后，写作‘疆郢’（见一五号简）。郢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名，而是武王之后王居的通称，犹西京、东京之‘京’。”楚人所称之“郢”，是指行政中枢，而非王之居所。《楚居》下文中往往有王所在的地名不称“郢”，而同一时期王太子所在地称“郢”的情况，还有象秦溪、同宫之北、承之野等也无“郢”称，这些都说明称“郢”与否只与行政中枢所在有关，而与时王所在无关。只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王之所在，必然也是行政中枢所在，故而才容易让人觉得王之居所即称“郢”。《世本》记武王徙郢，与《楚居》合。
若敖的迁鄀娶于郧，为武王的东进奠定了基础。蚡冒的启濮，则为武王的北进奠定了基础。楚武王熊通时，与邓国交好，娶邓侯之女邓曼为妻，北方之门户大开，故此举引发了中原诸侯的戒惧[41]，且保证了湖北襄阳至于河南邓州段这个水陆交通要道的安全，从而使得楚师能在武王时期北征申、吕，东侵于随，迫使随尊楚于周室，周室不允，楚武王便自立为王，与随人盟，还师开濮地而有之。
由《左传》可见，楚武王之时，伐绞、伐罗、伐卢戎，伐随，且伐罗需济鄢，伐随还师需济汉，所以此时楚都必在蛮河之南，汉水之西。《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说明此时楚在随、绞、州、蓼所圈定的范围内，则大郢必不能在荆州市，此时楚武王已称王迁都，故可推知大郢当近于郊郢（今钟祥市）。
而《左传·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杜预注云：“权，国名，南郡当阳县东南有权城。”是权约在今沙洋县东北与钟祥交界处。楚武王克权，则说明当时权大体上是楚之南界，与宵敖时约以荆门地区为南界相比，此时则更往南推进了一些。依杜预注：“那处，楚地，南郡编县东南有那口城。”则是那处约在今钟祥胡集地区。“迁权于那处”，是将边境之权迁入境内，便于更好的控制，则那处相对于权当更近于楚都。取那处“遂门于楚”，那么此时的楚都大郢必去那处不远。由此推测，大郢即在蓝郢附近。
综合以上的内容看，大郢的位置当在荆山之东、汉水之西、蛮河之南、沙洋之北这个范围内，且近于疆浧之波、蓝郢、郊郢。今湖北钟祥县冷水镇西北有山名“太山”，宋玉《风赋》：“楚襄王游於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所言太山之阿，即此地，其名可与大郢之“大”及楚武王熊达之“达”对应，故大郢当即在今钟祥县冷水镇地区。
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大郢，焉改名之曰福丘。
整理者云：“文王，武王子，名熊赀。”赀即訾，楚地名，訾敖即葬于訾。
整理者云：“樊郢，《水经注·沔水》载，沔水经平鲁城南，‘东对樊城，仲山甫所封也……城周四里，南半沦水’。在今湖北襄樊市樊城，但西周仲山甫所封未必可信。”楚文王所伐灭的诸国，大致分布于楚之西北至楚之东这个范围，若与《楚居》篇中的楚文王徙居过程相对应的话，那么就是居疆郢时灭郧、罗，居樊郢时灭申、息、缯、应、邓，居为郢时灭厉、贰、蓼、州，然后还居大郢。
整理者云：“为郢，楚文王始居，此后成为楚之重要都邑，穆王、庄王、共王、康王、郏敖、灵王、昭王都曾居此郢，阖庐所破之郢即此。春秋楚邑有蔿，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子玉复治兵于蔿。’蔿或与为郢有关。《通志·氏族略》：‘蔿氏食邑于蔿，故以命氏。’‘蔿氏’又作‘薳氏’，今淅川丹江口水库一带有蔿氏家族墓地。”整理者的“蔿氏家族墓地”之说似为尚有一定争议的内容。《汉书·地理志》：“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后十世秦拔我郢，徙陈。”《水经注·沔水》：“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所说的楚文王徙江陵，当即是为郢（蔿郢），地在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
整理者云：“复徙居免郢，是说文王曾居免郢，此为再一次居免郢。文王自疆郢徙出，疆郢是免郢的一部分，所以是复徙居免郢。”免郢当释为大郢，前文已说。
整理者云：“福丘得名，当与本简第八简所述之‘福’有关，包山三七号简有地名‘福昜’，疑与此地有关。”
湫郢当即湫城，在今钟祥县北偏西的汉水东岸。见前文所述。《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九；“鄀城，县东南九十里。春秋时鄀国，自商密迁于此，为楚附庸，楚灭之而县其地。定六年，楚令尹子西迁郢于鄀是也。秦置若县，属南郡。汉因之。后汉改为鄀县。晋仍属南郡。……《括地志》：鄀城东五里有楚王城，西南去乐乡县三十三里，楚昭王迁鄀时所居。又湫城，杜预曰：在鄀县东南。《左传》庄十九年，楚文王伐黄还及湫，即此。”可知鄀郢近于湫郢。
《左传·庄公十九年》记：“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送伐黄，败黄师于碏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说苑·君道》：“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饶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时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劝我为之；吾所乐者，先我行之。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吾有丧焉，必以吾时遗之。’大夫许诺，乃爵筦饶以大夫，赠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将之郑，王曰：‘必戒之矣，而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鲁、卫、宋、郑。’不听，遂之郑，三年而得郑国之政，五月而郑人杀之。”[42]此前巴人之叛是因为楚文王“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则此申侯伯的被放逐，或即是在伐黄之后还及湫而有疾时的事情，此后堵敖及楚成王皆尚幼，令尹子元大权独揽，与随共杀堵敖。《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妇人不忘袭雠，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为旆，斗班、王孙游、王孙喜殿。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然若以《左传》之文，则楚文王仅于十二年时曾伐郑，且理由是“不礼故也”[43]，似谈不到“仇雠”的程度，且此后楚文王伐申、为巴人所败，伐黄，诸事于文夫人似皆不以为“仇雠”，那么文夫人所言“袭雠”，恐怕就只能归结为一点，即楚文王“还，及湫，有疾”与郑国亦有一定的牵连。此后令尹子元杀堵敖、蛊文夫人，且大举兴兵伐郑，最后却无所建树，夜遁而归。将此楚文王有疾而卒，申侯伯被逐而奔诸事联系起来的，只有一个“郑”，则此时郑厉公不唯挟周惠王而杀王子颓，似乎于楚国的内乱也是不无干系的。
至堵敖自福丘徙袭鄀郢。
整理者云：“即堵敖熊囏。《左传》庄公十四年：‘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史记·楚世家》又作“庄敖”。《史记索隐》：“楚杜敖囏，音艰。”
整理者云：“简文中‘袭’义为因袭，《小尔雅·广诂》：‘袭，因也。’徙袭意即因袭前王之郢而居之。”
堵敖即位之前，阎敖之族为乱，巴人乘乱攻楚。故堵敖即位后由福丘迁至鄀郢，《史记·楚世家》：“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彼时堵敖与楚成王皆尚幼，诸事似多出于令尹子元所为。
至成王自鄀郢徙袭湫郢，湫郢徙【袭为＝郢＝徙】居睽郢。
整理者云：“成王，文王之子成王頵。弑其兄堵敖为王。《楚世家》作‘熊恽’。”頵，又或作髡。《谷梁传·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范宁《集解》：“郑嗣曰：商臣，缪王也；髡，文王之子，成王也。”《史记·楚世家》：“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楚人一直致力于内政及南疆的开拓，确实未曾北进。至楚成王十三年，郑亲于齐时，才复入中原，与齐、晋争霸。
“湫郢徙”之后有约四字的缺文，似当补为“袭为＝郢＝徙”，即全句可能当为“至成王自鄀郢徙袭湫郢，湫郢徙袭为郢，为郢徙居睽郢。”
整理者云：“《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杜预注：‘睽，楚邑。’”睽郢似当即熊挚所奔之夔，今湖北秭归地区。《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 ：‘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可见睽郢是出现在楚成王灭夔的次年，与《楚居》相比较的话，不难看出，很可能就是楚成王徙居为郢，然后灭夔，灭夔之后置其为睽郢。
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
整理者云：“穆王，成王之子商臣。”楚国自穆王起，多不再临于边境。《史记·楚世家》：“穆王三年，灭江。四年，灭六、蓼。六、蓼，皋陶之后。八年，伐陈。十二年，卒。子庄王侣立。”
至庄王徙袭蓝郢，蓝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承之野，承之野【徙居鄢＝徙】袭为郢。
整理者云：“庄王，穆王之子庄王侣。‘同宫之北’及下‘秦（乾）溪之上’等当是完整的地名。”所说当是。《左传·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将如商密。庐戢梨及叔麋诱之，遂杀斗克及公子燮。初，斗克囚于秦，秦有殽之败，而使归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乱。”楚庄王或即因此乱而徙居于蓝郢，刘彬徽、何浩先生认为蓝郢在今湖北钟祥县西北的胡集附近[44]，可从。
《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住。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次于句澨。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鱼人实逐之。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由这段记载可见，“二子作乱”后两年，楚国即逢大饥荒，庸人帅群蛮、麇人帅百濮临于襄阳。楚庄王即位的三年间，日夜为乐，不务政事[45]，此时居于蓝郢，惧而欲迁至阪高，赖伍举等人之谏[46]及孙叔敖之父蒍贾的谋略才得以灭庸解困。此后连年伐宋，与晋争强，更问鼎于周室。《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
“同宫之北”的“同宫”，即伊尹放太甲之桐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杜预注：“太甲汤孙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宫，三年改悔而复之。”《孟子·万章》：“大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史记·殷本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正义》引《晋太康地记》：“尸乡南有亳坂，东有城，太甲放处也。”邹衡先生在《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一文中指出即今河南偃师的商城遗址。
整理者云：“若敖起祸事见《左传》宣公四年（楚庄王九年）：‘初，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及令尹子文卒，斗般为令尹，子越为司马。蒍贾为工正，谮子扬而杀之，子越为令尹，己为司马。子越又恶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弗受，师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遂灭若敖氏。’”可见，楚庄王是因若敖氏之祸而回师居于承之野。
整理者云：“承之野，即上引《左传》宣公四年之烝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顾栋高说在今湖北江陵，又沈钦韩说即今河南新野。”此诸说似皆嫌稍远，颇疑承之野即邓之野，为今襄阳市沿岸的冲积平原，所以《左传》下文才会说“战于皋浒”。
“承之野”下原缺约四个字，整理者云：“野字下残缺约四字，可试补为‘徙居□＝徙’或‘徙袭□＝徙’。”今由《左传》及《楚居》篇之文推测，所缺四字或为“徙居鄢＝徙”，即全句为“承之野徙居鄢，鄢徙袭为郢”。鄢即鄢郢，今湖北宜城城南7.5公里处郑集镇皇城村的楚皇城遗址。
至龚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
整理者云：“龚王，庄王之子共王熊审。康王，共王之子，名昭。……嗣子王，康王之子郏敖，名员。《楚世家》索隐又作‘麇’，在位四年。嗣子王之称当是针对非嗣子的嗣王而言。康王之后，郏敖以嗣子为王，却被其叔父王子围绞杀，王子围即位为楚灵王。灵王虽然是嗣王，但不是嗣子王。”这里以郏敖为王，比较特殊，或此篇即郏敖后人所记，故尊之的缘故。《史记·楚世家》“共王十六年，晋伐郑。郑告急，共王救郑。与晋兵战鄢陵，晋败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员立，是为郏敖。康王宠弟公子围、子比、子晳、弃疾。郏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四年，围使郑，道闻王疾而还。十二月己酉，围入问王疾，绞而弑之。”
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
整理者云：“灵王，共王之子，康王之弟，郏敖之叔父公子围，弑嗣子王而立。《左传》昭公元年：‘楚灵王即位。’杜注：‘灵王，公子围也，即位易名熊虔。’《楚世家》：‘康王宠弟公子围’，集解引徐广曰：‘史记多作回。’上博简《申公臣灵王》作‘王子回’，楚文字‘回’多读为‘围’。秦溪即乾溪，《左传》昭公六年：‘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吴人败其师于房钟。’同书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杜预注：‘在谯国城父县南。’即今安徽亳州市东南七十里，与城父村近。”楚与吴争强于淮河流域，故在楚灵王六年，灵王从为郢迁居到乾溪，大兴土木，建顷宫、章华之台。
整理者云：“章华之台，其位置有异说，三国以前旧说皆云在乾溪，《公羊传》昭公十三年、陆贾《新语·怀虑》等皆称之为乾溪之台，即在今安徽亳州市东南，《后汉书·郡国志》：‘汝南郡：城父故属沛，春秋时曰夷，有章华台。’到晋杜预为《左传》昭公七年作注始言‘章台，南郡华容县’、‘台今在华容城内’，即今湖北潜江市境，详见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章华台考》（《俞正燮全集》壹，黄山书社，二〇〇五年，第八四-八六页），本篇简文与前说相合。”
楚灵王六年，迁居至章华之台。《左传·昭公七年》“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依据《晏子春秋·景公为邹之长涂晏子谏第七》：“昔者楚灵王作顷宫，三年未息也；又为章华之台，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灵王死于乾溪，而民不与君归。”可知顷宫、章华之台与乾溪之役，令百姓皆有叛心。而伐吴、灭赖、灭不羹、灭陈、灭蔡等行动，又使得楚军久劳于外。灵王又屡次侵夺楚公族诸人之利，终于酿成杀身之祸。《春秋·昭公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若依《左传》所记，则其中过程枝节繁复，此不具述。
景平王即位，犹居秦溪之上。
整理者云：“景平王，即楚平王，楚灵王之弟公子弃疾，即位后改名为熊居。楚平王，楚人皆称为竞（景）平王，见新蔡卜筮简及上博简《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等，也见于一九七三年湖北当阳季家湖所出楚编钟（《殷周金文集成》三八）铭文。楚之景氏，为景平王之后。”楚平王时期，费无极进谮言，说太子建将与伍奢以方城之外叛。楚平王遂执伍奢，而命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太子建被迫奔宋。楚平王又杀伍奢及其长子伍尚，伍奢次子伍子胥奔吴。一系列事件为伍子胥假吴师复仇入郢埋下了伏笔。
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美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袭美郢。
楚昭王在秦溪之上时，《左传·昭公三十年》记：“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养地在安徽界首，城父在安徽亳州，胡在安徽阜阳，皆在今安徽西北部。此后楚昭王徙居美郢。
《山海经·中次八经》：“美山，其兽多野牛，多闾麈，多豕鹿，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美山即安徽省金寨县梅山，故美郢或即在今安徽金寨县地区。《左传·昭公三十一年》：“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于南冈而还。吴师围弦。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吴师攻击六安、霍山一带，正是指向楚昭王所居的美郢，此后“楚师迁潜于南冈而还”，楚昭王也徙居至鄂郢（今湖北鄂州），而吴师又再次出兵围弦（今河南潢川、光山地区），可见又是指向楚昭王所居之地。楚师无奈出兵救弦，行至豫章（今河南商城至安徽六安一带），吴师又还。几次往复，使楚师疲于奔命。
整理者云：“鄂郢，即汉代西鄂，在今河南南阳北，战国时成为封君之地，见鄂君启节（《集成》一二一一〇～一二一一三）。学者对鄂的位置尚有不同意见。”所言鄂郢即西郢似误，鄂郢仍当为东鄂，今湖北鄂州。此点由《左传》吴师行军路线及《楚居》篇上下文中楚昭王所徙诸地可知。《说苑·正谏》云：“楚昭王欲之荆台游，司马子綦进谏曰：荆台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其时或即在楚昭王居于鄂郢之时，是年吴伐越[47]，楚得以有歇息之机。
《左传·定公二年》：“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于是安徽桐城至六安东北地区属吴。
整理者云：“公元前五〇六年，吴王阖庐用伍子胥、孙武等人之谋，攻入郢都，事见《左传》、《国语》、《史记》等。阖庐所入之郢是为郢。”《左传》对此事的过程记述得很详细，《左传·定公二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是吴师由豫章（河南商城地区）进至汉水北岸，两军交战，楚师不敌。二师复战于柏举（湖北麻城地区），吴师大败楚师，于是楚昭王不得不由鄂郢（今湖北鄂州地区）逃回为郢（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
《左传·定公二年》：“吴从楚师，及清发，……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雎。……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楚子涉雎，济江，入于云中。……王奔郧，钟建负季羋以从，由于徐苏而从。郧公辛之弟怀将弑王，……斗辛与其弟巢以王奔随。……楚子在公宫之北，吴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为王，曰：‘以我与之，王必免。’随人卜与之，不吉。乃辞吴曰：‘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吴人乃退。……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大致内容即吴师追着楚师，在清发（今湖北涢水地区）、雍澨（湖北荆门市京山县石龙镇地区）又败楚师，五战及于为郢，楚昭王无奈西逃，涉沮漳河。吴师入于为郢，楚昭王北渡沮水，自成臼东渡汉水，经郧地而入于随（今湖北随州），吴师又回军追及，随人坚持要庇护楚昭王，楚才得以有机会等来秦师的救援。
整理者云：“复徙居乾溪之上，《楚世家》：‘（昭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本篇中没有昭王北徙鄀的记载，而是去了乾溪。”此说稍有误，徙鄀的是楚令尹子西，与楚王无关。《左传·定公六年》：“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鄀，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前文已经提到，楚邑是否称郢只与行政中心有关，而与楚王所居无关。此次令尹子西徙为郢于鄀后，推测鄀即改称“为郢”了。而楚昭王在这次迁郢之前，借秦楚联军大败吴师的时候，曾一度回到了为郢，然后估计一直随行于楚军之中。而吴师在败于秦楚联军、又经越人伐吴、夫概内乱后，亦元气大伤，此后仅有太子夫差取番这一次针对楚国的军事行动，而楚的令尹子西借此机会迁为郢于鄀后，吴就再没有对楚构成威胁，越国又趁机崛起，《左传·定公十四年》：“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槜李。……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趁此机会，楚师即恢复了对淮河流域的控制，《春秋·定公十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孙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牂归。”《左传·定公十五年》：“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顿国在河南项城西南，胡国在安徽阜阳西北，故推测在楚灭顿、灭胡的前后，楚昭王就徙居到了乾溪。
《左传·哀公元年》：“春，楚子围蔡，报柏举也。里而栽，广丈，高倍。夫屯昼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蔡于是乎请迁于吴。”推测楚昭王再次徙居美郢，即在此前后。
至献惠王自美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酉澫，酉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司阝]吁。
整理者云：“献惠王，亦见于新蔡卜筮简，即昭王之子惠王章。惠王酓章钟（《集成》八三-八四）、镈（《集成》八五）、楚王剑（《集成》一一六五九）作‘酓章’。”楚惠王所徙居的为郢，已是鄀郢更名的为郢了，昔令尹子西迁至于此，上文已言。
整理者云：“白公，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名胜，号白公。起祸事在楚惠王八年，《楚世家》言之甚详：‘白公好兵而下士，欲报仇。六年，白公请兵令尹子西伐郑。初，白公父建亡在郑，郑杀之，白公亡走吴，子西复召之，故以此怨郑，欲伐之。子西许而未为发兵。八年，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于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为王。月馀，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估计自白公之乱中，鄀郢被破坏严重，故此后楚惠王徙于湫郢，且扩建改名为肥遗郢（为郢）
整理者云：“肥遗，地名。新蔡简甲三·二四〇称‘肥遗郢’。”肥遗即蟡之缓读，故湫郢扩建至酉澫改称“肥遗”后，实际上也是继承了为郢之名。《山海经·北山经》：“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管子·水地》：“涸川之精者生于蟡，蟡者，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虵，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鱼鳖。此涸川水之精也。”大旱则川涸，川涸则可取鱼鳖，所以一首两身之蟡，就是肥遗，因此湫郢扩建后称“肥遗郢”，也就是称“为郢”。
《山海经·西山经》：“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又：“英山，……有鸟焉，其状如鹑，黄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遗，食之已疠，可以杀虫。”太华山即今之华山，所言之肥遗，见则天下大旱，是为火征。言“六足四翼”者，是因为其图取“肥遗”之谐音“飞蚁”而绘，但表其名，不表其形。英山在今蓝田小寨一带，这里的肥遗鸟，今名大石鸡，《本草纲目》中称为“英鸡”，因其色赤黄有火征，故亦名之为“肥遗”。华山到蓝田一带，正是楚先人远仲一支在陕西的驻留地。《正字通》：“[虫遗]，《山海经》云：‘大华山有蛇名蜰[虫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亦作肥遗。’宋·张唐英《蜀梼杌》曰：‘蜀王衍干德三年，五月不雨，至九月肥遗见红楼后。’蜀·辛夤逊修《王氏开国记》，以肥遗为旱魃。按肥遗蛇名，角上有火，见则旱非魃也。详《山经外传》。又鸟名，《山海经》肥遗鸟，郭注：似鹑，食之已疾。”所注即此肥遗之蛇。
《山海经·北次三经》：“彭毗之山，其上无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林之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床水，其中多肥遗之蛇。”彭毗之山即河南浚县东的大伾山，在《左传·僖公二年》的楚丘之北。《山海经·北山经》：“浑夕之山，无草木，多铜玉。嚣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此山在今河北易县，北距前文所述之“易荆水”一百四十五公里左右，而“楚丘”、“易荆水”或即楚先人东迁一支中北退分支的地名遗存，这一点前文已述。所以肥遗之名，也会出现在附近地区。
酉澫，似即“臼畔”，指臼水之畔。《水经注·沔水》：“沔水又东南与臼水合，水出竟陵县东北聊屈山，一名卢屈山，西流注于沔。鲁定公四年，吴师入郢，昭王奔随，济于成臼。谓是水者也。”
鄢郢，整理者云：“见于《战国策·齐策三》以及《史记》中的《楚世家》、《苏秦列传》、《白起列传》等，学者多以为其地在今湖北宜城。”鄢郢在今宜城市东南的郑集镇地区。《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三里，古郾子之国，邓之南鄙也。又率道县南九里有故郾城，汉惠帝改曰宜城也。郢城，荆州江陵县东北六里，即吴公子光伐楚，楚平王恐，城郢者也。又楚武王始都郢，纪南故城是也，在江陵北十五里也。”据《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巴人伐楚，围鄾。初，右司马子国之卜也，观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师至，将卜帅。王曰：‘宁如志，何卜焉？’使帅师而行。请承，王曰：‘寝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故封子国于析。”则楚惠王徙居鄢郢，或即在此年。
[司阝]吁，刘信芳先生认为读为“司吾”，在今江苏宿迁北[48]，当是。《史记·楚世家》：“（楚惠王）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惠王徙居[司阝]吁或即在此时期。
王太子以邦复于湫郢，王自[司阝]吁徙蔡，王太子自湫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
整理者云：“此处的王太子是指惠王的太子，即下文之‘柬大王’。上文惠王为避白公之祸徙袭湫郢，改名为肥遗，为处于酉澫，此处湫郢当指旧湫郢而言。”所说当是。
整理者云：“蔡国于楚昭王时迁至州来（今安徽凤台），楚惠王四十二年灭蔡。此时‘王太子以邦复于湫郢’，推测惠王年老，太子执政，率领朝臣，而惠王与之分居两地。”蔡即上蔡，相关内容见笔者《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49]一文。
整理者云：“疆郢是武王、文王之旧居，惠王太子徙居其处不言‘徙袭’，可能是旧都废弃已久，或者疆郢已经改换了位置的缘故。”所说当是，大郢（疆郢）在楚文王末年即因巴人之叛而不为郢都了。故此未言“徙袭”。
《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渚宫旧事》则言“墨子至郢”原注：“时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则是楚惠王五十年居于鄢郢之时。
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朋郢复于[虘阝]。
整理者云：“柬大王，即楚简王，惠王之子，亦见于望山简、上博简。蓝郢，又见于包山七号简、新蔡简甲三·二九七等。《左传》定公五年有蓝尹亹，即蓝邑之尹，名亹。”刘彬徽、何浩先生认为蓝郢即蓝口聚，楚之那口，周之聃国故地，今湖北钟祥县西北[50]，当是。
整理者云：“朋郢，见于包山一六五、一七二号简。《说文》：‘[崩阝]，沛城父有[崩阝]乡。’在今安徽亳州市东南，即乾溪附近。”楚简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当即灭莒之前的一系列准备。《史记·楚世家》：“（惠王）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简王中立。简王元年，北伐灭莒。”
整理者云：“[虘阝]，《说文》：‘[虘阝]，沛国县。’故城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南。本篇中简王不曾居[虘阝]，此言复于[虘阝]，疑系其即位前曾封之地。”因相关信息极少，此地待考。
王太子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并戈阝]郢。
整理者云：“此王太子是简王之太子，即后来的楚声王，望山简一〇、八八、一一〇、一一一作‘圣王’，新蔡简甲三·一三七，二六七作‘圣（声）桓王’。”
刘彬徽、何浩先生认为并郢在今湖北云梦县，刘信芳先生认为在竟陵，黄锡全先生认为是轸地[51]。由《楚居》篇来看，“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酉澫”中“以为处于”后的地名，都是在前一个地名的辖区范围之内的，所以[并戈阝]郢亦当去朋郢不远。《吕氏春秋·慎势》云：“声王围宋十月。”正可与《楚居》篇“王太子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并戈阝]郢”相联系。
至悼折王犹居朋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鄩郢。
整理者云：“悼折王，即楚悼王，声王之子。中谢，楚官名，为侍御之官（参看缪文远《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一〇二页）。”据《史记·楚世家》：“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四年，楚伐周。郑杀子阳。”《资治通鉴》卷一：“楚围郑，郑人杀其相驷子阳。”盖中射起祸即在楚之伐周、围郑之时。楚悼王回师平乱，故居于肥遗。
整理者云：“鄩郢，地名，又见于新蔡简甲一·三等，有‘王自肥遗郢徙于鄩郢之岁’……肃王为悼王子，《楚居》不记悼王子肃王之谥，该篇很可能作于其在位时。”宋华强先生在《清华简校读散札》一文中言：“整理者指出‘肥遗’见于葛陵简甲三240‘王自肥遗郢徙于鄩郢之岁’，‘遗’字葛陵简整理者误释为‘还’，我们改释为‘遗’，幷指出简文说明楚王是从‘肥遗郢’迁徙到‘鄩郢’的，‘肥遗郢’可能跟‘鄩郢’、‘蓝郢’一样，也是楚国的一个别都。‘王自肥遗郢徙于鄩郢之岁’这个纪年在葛陵简中更多是简称为‘王徙于鄩郢之岁’，整理者指出此年是葛陵简九个纪年中最晚的一年，……我们从不同角度把该年推断在悼王元年（前401年）到悼王七年（前395年）之间，并据简文所记‘王徙于鄩郢之岁’的历日，认为该年很可能是楚悼王四年（前398年）。刘彬徽先生的意见和我们不谋而合。《楚居》明载自肥遗郢迁到鄩郢的是悼王，可以说为我们的看法提供了确证。从简文看，悼王始居郢，后徙肥遗郢，再迁鄩郢，其迁至鄩郢应该是在即位数年以后，这也符合我们上述的推断。”[52]其说当是。
罗运环先生认为鄩郢在汉时寻阳县，今湖北东部的黄梅县西南；黄锡全先生认为与湖北周家台秦简的“寻平”一地有关，地在今湖北潜江县境内的龙湾遗址一带；周宏伟先生认为是今湖北当阳季家湖古城遗址[53]，以上三说之中，笔者认为以黄锡全先生之说较为可能。
[18] 楚水又名长蛇川，《水经注·渭水上》：“渭水又东南，出石门，度小陇山，径南由县南，东与楚水合，世所谓长蛇水。水出汧县之数历山，南流，径长蛇戍东。魏和平三年筑，徙诸流民以遏陇寇。楚水又南流注于渭，阚骃以是水为汧水，言又东，汧、扞二水入焉。馀按诸地志，汧水出汧县西北，阚骃《十三州志》与此同，复以汧水为鱼龙水，盖以其津流迳通，而更摄其通称矣。”《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二：“吴山县。……汉喻麋县地。后魏孝昌二年，于今南由界长蛇川置长蛇县，属东秦州。隋开皇十三年，自长蛇川故地移于今县。十八年，改长蛇为吴山县。取县西吴山以称邑。唐元和三年，并南由县入。”《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五·陕西四》：“长蛇川在吴山废县。川流委曲，如长蛇然。后魏因以名县。”《陕西通志》卷十：“陆川，即楚水，一名长蛇水，在县西二十五里，即秦地平川尽处。”即此水。
[19]《汉书·地理志》云：“汧，吴山，古文以为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乡弦中谷，雍州弦蒲薮。汧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东入泾。”
[30] 这里会牵涉到西周王年问题，历来的研究，对于周厉王在位年数及共和是否独立纪年，多有异论，相关论述内容，可以参考《西周诸王年代研究》一书。今以《楚居》内容论，若以周厉王在位三十七年而后奔彘论，则其在位时间内要安排四代楚君的更迭，已经是很紧张的事情了；若以厉王仅在位十几年即奔彘的话，则前面需扣除熊渠的几年，后面还需扣除熊勇的六年，那么其年数，基本上就可以认为完全没有可能容纳楚君四代人的更迭了。也就是说，若以《楚世家》和《楚居》所记楚君的年数论，周厉王必须是在位三十七年而后奔彘，共和也须是独立纪年，才与楚君年数相合。
[32] 《古字通假字典》第678页“蛇与移”条可证二者互通。包山楚简第170号简有“彭沱”，《楚辞·九叹·离世》有“黄沱”，《水经注·禹贡山水泽地所在》有“北沱”。当然，也有较小的可能此“多”字是“邑”字之讹。
[42] 此五月并非得政的当年。郑申侯死于公元前653年，《左传·僖公七年》：“夏，郑杀申侯以说于齐，且用陈辕涛涂之谮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宠于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后之人将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郑，又有宠于厉公。子文闻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46] 《史记·楚世家》：“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锺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说苑·正谏》：“楚庄王立为君，三年不听朝，乃令于国曰：‘寡人恶为人臣而遽谏其君者，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有谏则死无赦。’苏从曰：‘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其死而不谏其君，则非忠臣也。’乃入谏。庄王立鼓钟之间，左伏杨姬，右拥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钟之不暇，何谏之听！’苏从曰：‘臣闻之，好道者多资，好乐者多迷，好道者多粮，好乐者多亡；荆国亡无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执苏从手，右抽阴刃，刎钟鼓之悬，明日授苏从为相。……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诸御己者，违楚百里而耕，谓其耦曰：‘吾将入见于王。’其耦曰：‘以身乎？吾闻之，说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诸御己曰：‘若与子同耕则比力也，至于说人主不与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见庄王。庄王谓之曰：‘诸御己来，汝将谏邪？’诸御己曰：‘君有义之用，有法之行。且己闻之，土负水者平，木负绳者正，君受谏者圣；君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衅咎血成于通涂，然且未敢谏也，己何敢谏乎？顾臣愚，窃闻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幷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幷之，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幷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幷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幷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桀杀关龙逢而汤得之，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遂趋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将用子之谏；先日说寡人者，其说也不足以动寡人之心，又危加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说，足以动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诸寡人，故吾将用子之谏。’明日令曰：‘有能入谏者，吾将与为兄弟。’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入乎！’”
[49] 清华大学简帛研究：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481，或先秦史论坛：http://xianqin.5d6d.com/thread-4966-1-1.html，201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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